初唐创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与心理特点

在《旧唐书·魏徵传》的最后，有一段“史臣曰”的评议性文字，作者将魏徵的犯言直谏与前代的诤臣作了一个比较。作者认为，前代诤臣虽然也能做到直言进谏，但或者“图为奸利，与贼臣为乡导”，或者“虽近古道，未切事情”，只有魏徵的谏言“能近取譬，博约连类”，最终成就了君明臣贤的美名［37］。所谓“能近取譬”，《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思就是说能够推己及人，替别人着想。所谓“博约连类”，说的是文章内容广博，言简意明，且能把同类事物联系到一起进行述说。作者认为，这正是前代诤臣不及魏徵之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二年（628）冬十月条中，对魏徵也有一个评价。在司马光看来，“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正是魏徵敢于犯言直谏的重要原因［38］。也就是说，魏徵的谏言之所以能够被唐太宗所接受，就在于他的谏言不仅“根于道义”，而且能够切中事情的要害，把握住人主的心思，因而能够收到积极的效果。

本文的研究，可以说为上述两段评议性文字做了一个注脚。应当说，魏徵的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初唐创业人员的一般知识结构。初唐的创业人员，大多都具有由隋入唐的创业经历，亲历了隋亡唐兴的历史过程，在知识的数量、种类以及层次结构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正如牛润珍所说：“唐初贞观君臣历经危乱，九死一生与出生入死的考验与阅历，造就了他们博大的政治胸怀与深远的历史眼光。他们借史论政，常怀危惧心理。”“历代君臣大多都能懂得史鉴的道理，亦多论及‘居安思危’，然不能达到唐初贞观君臣的思想境界，其主要原因在于贞观君臣能抱危惧心理，居安思危”［39］。细细寻思起来，初唐创业人员之所以能常怀危惧心理，居安思危，与他们所具备的知识结构特别是其中的程序性知识关联尤为密切。这才是初唐创业人员能够具备博大政治胸怀与深远历史眼光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魏徵本人具有相当丰富的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并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能近取譬，博约连类”，以陈述性知识“根于道义”，运用程序性知识切中事情的要害，表现出高度成熟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权谋。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魏徵凭借其精巧而完善的知识结构，与太宗合力完成了贞观时期的政治目标，在缔造“贞观之治”清明治世的同时，也成就了双方君明臣贤的美名。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蒙曼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谨此致谢！

注释

［1］何金铭：《魏徵谏唐太宗论——读〈贞观政要〉笔记》，《人文杂志》1983年第1期，第90页，第90—98页。

［2］何金铭：《魏徵谏唐太宗论——读〈贞观政要〉笔记》，《人文杂志》1983年第1期，第90页，第90—98页。

［3］牛致功：《试论〈贞观政要〉的中心思想》，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7—352页。

［4］吴宗国：《〈贞观政要〉与贞观君臣论治》，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5—381页。

［5］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叙录》，（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此书2003年出版第1版），第1—48页，第14—25页。本文所使用的《贞观政要》版本，即是谢氏集校的《贞观政要集校》十卷本。

［6］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116页，第114页。

［7］［39］牛润珍：《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由唐初贞观君臣论政引发的思考》，《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2—15页，第14页，第13页。

［8］瞿林东：《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85—93页。

［9］李波：《〈贞观政要〉的政治哲学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0］徐忠明、杜金：《清代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考察》，《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69—90页。

［11］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版彩图本，第2934页，第1109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第1746页。

［13］（美）J.R.安德森（Anderson）：《认知心理学》，杨清、张述祖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85—288页。

［14］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版彩图本，第2934页，第1109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97页。

［16］参看王通讯：《论知识结构》，北京出版社，1984年。

［17］《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5—2562页。(www.xing528.com)

［18］《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5—2562页。

［19］《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5—2562页。

［20］《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7页，第3881页。

［21］《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7页，第3881页。

［22］关于《史记》与《汉书》在唐代地位的差异，唐人早有论之。如唐初魏徵撰《隋书·经籍志》称：“《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也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可见在唐代《史记》的影响力实不如《汉书》。参看胡宝国：《〈史记〉的命运》，《读书》2006年第2期，第80—87页，改题为《〈史记〉的命运与史学的变化》后收入《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2—242页；［美］伍安祖、王晴佳著：《世鉴：中国传统史学》（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孙卫国、秦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6—118页。

［23］在加入笔者推测的部分后，经部文献仍然占有最重要的地位（75），其次则是史部文献（34），再次是子部文献（22）。

［24］与宋代士人相比，唐代士人的知识结构显得确实不够完善。宋代士人大都是集文士、学者、官僚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淹博融贯，格局宏大。而从《贞观政要》所见魏徵的知识结构来看，魏徵几乎没有表现出文士的身份，更多体现出“吏治”的色彩，其知识结构相比而言较为欠缺。参看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关于唐代“吏治”与“文学”之争，汪筏曾撰文论及唐玄宗时期二者的冲突，惜未能言及太宗时期。本文从魏徵知识结构展开的讨论或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此问题，但限于主题无法深论。参看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收入《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6—208页。

［25］王学典、李梅：《〈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钎》，《文汇报》2011年4月4日第7版。

［26］（清）永瑢、纪昀等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二《史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

［27］瞿林东：《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93页。

［28］关于魏徵史论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请参看瞿林东《略谈〈隋书〉的史论》，《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第56—65页。

［29］牛润珍：《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由唐初贞观君臣论政引发的思考》，《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2—15页，第14页，第13页。

［30］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116页，第114页。

［31］吴宗国：《〈贞观政要〉与贞观君臣论治》，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卷，第355—356页。

［32］《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903页，第909页。

［33］《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903页，第909页。

［34］《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第1051页。

［35］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叙录》，（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此书2003年出版第1版），第1—48页，第14—25页。本文所使用的《贞观政要》版本，即是谢氏集校的《贞观政要集校》十卷本。

［36］吴宗国：《〈贞观政要〉与贞观君臣论治》，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3卷，第373—375页。

［37］《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5—2562页。

［3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二年（628）冬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059页。

（郑豪，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