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贞观政要》和魏徵的研究，学界已有成果十分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前引何金铭《魏徵谏唐太宗论——读〈贞观政要〉笔记》［2］，以及牛致功《试论〈贞观政要〉的中心思想》［3］、吴宗国《〈贞观政要〉与贞观君臣论治》［4］、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叙录》［5］、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6］、牛润珍《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由唐初贞观君臣论政引发的思考》［7］、瞿林东《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8］、李波《〈贞观政要〉的政治哲学研究》［9］等。但是，以上文章着意于探讨魏徵政论的主要内容、政论的基本特点、政论的历史底蕴、政论所体现的政治哲学，以及有关《贞观政要》作者吴兢生平事迹、《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贞观政要》的版本与流传等问题，几乎没有注意到魏徵的知识结构问题。而专门探讨古代中国官员知识结构的文章，笔者所见仅有徐忠明、杜金合著《清代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考察》［10］一文，且是从法学角度进行的观察与讨论。故而从《贞观政要》探讨魏徵的知识结构，本文的讨论尚属首次。
所谓“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实为一现代科学术语，其间包含“知识”（knowledge）与“结构”（structure）两个层面。《辞海》对“知识”的解释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依反映对象的深刻性，可分为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依反映层次的系统性，可分为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11］《现代汉语词典》“知识”条解释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12］依照认知心理学的分类，“知识”可以分为“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前者主要关注的“是什么”的层面，后者主要关注“怎么做”的层面。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Anderson）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1.前者大多数是可以言传的，而后者很多是不能言传的；2.前者可以通过回忆、再认等方式表现，而后者要通过各种操作步骤来表现；3.前者可以通过读书等方式获得，后者必须经过大量的实践和练习才能获得［13］。《辞海》对“结构”的解释是：“与‘功能’相对。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是系统组织化、有序化的重要标志。”［14］《现代汉语词典》对“结构”的解释为：“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15］定义都相当清晰明了。由这两个概念所组合形成的“知识结构”一词，主要指的是各知识的构成情况（比例）与结合方式（相互联系）。知识结构一般由三个要素组成：知识的数量（quantity）、知识的种类（kind）和知识的层次（level）［16］。根据构成情况与结合方式的差异，又可以将知识结构分为“蛛网式知识结构”“三层次知识结构”“飞机式知识结构”等。(www.xing528.com)
本文的考察将从魏徵的知识来源入手，从《贞观政要》中整理出魏徵知识的来源，并利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相关数据予以统计和分析，以此为基础探讨魏徵知识的数量、种类以及层次结构，并进一步思考魏徵知识结构与初唐政治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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