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坚决保护李治的介绍

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第九子。在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储位，太宗将之两废的情况下，贞观十七年（643）李治被立为太子。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贞观二年六月，生于东宫之丽正殿”［26］。那么，贞观十七年时，李治仍是未满15岁的小孩而已，又因其一贯给人以仁弱的形象。因此，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一系列行动以期李治顺利守成。太宗为促成李治统治稳定所做的准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太子教育方面太宗可谓尽心尽力。在李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太宗首先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对其进行辅佐。而在李治年幼未曾经营自己班底的情况下，太宗这样做是很稳妥的。既避免了储君孤立，又维护了权力集团内部的稳定。其次，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治为太子之后，太宗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27］可能正是因为之前承乾与泰兄弟相争，使得太宗对子女教育问题足够重视。单就此处记载，说明太宗对太子的教育可谓尽心尽力、亲力亲为。除此之外，太宗还注重对太子实际治政能力的锻炼，例如，贞观二十年（646），太宗疾病未愈，“军国机务委太子”。此外，太宗在去世的前两年，贞观二十二年（648）作《帝范》十二篇赐予太子，其中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十二篇，太宗认为：“修身治国，备在其中。”就此处记载，笔者看到的既有一位君主在弥留之际对自己继任者的殷切希望，更有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导。

第二，在内政治理方面，太宗为太子选定长孙无忌为首的辅佐大臣，也打压了一些自己眼中可能威胁统治之人。虽然这些人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但为了自己看来仁弱的儿子坐稳江山，顺利守成，太宗不得不对其进行处决。例如，在贞观十九年（645）太宗征辽之时，命令刘洎辅佐太子，在太宗明言“我今远征，尔辅太子，安危所寄，深识我意”［28］。这里太宗只是希望刘洎服从并辅佐太子，并没有让他独自处理政务的意思，而刘洎似乎没有领会太宗的旨意，却言：“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29］这就引起太宗的恐慌，也就有了之后对刘洎的诛杀［30］。此外，次年太宗又先后斩杀张亮并降萧瑀为商州刺史，高度敏感的太宗也引起朝臣对太宗以及朝堂的担忧。因此，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房玄龄请归，褚遂良对太宗做出这样的劝谏：“不可以浅显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31］太宗此时应该是孤独的，但作为父亲为了自己的儿子以及自己的国家，太宗不得不这样做。或许，此时的太宗也是幸福的，一位父亲，在用自己最后的努力为儿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三，太宗对李治的保护在对外政策上同样表现明显，其中以征伐高丽尤为突出。虽然，我们并不排除太宗晚年征伐高丽有事功思想在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太宗想为儿子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用心。此时的太宗对外征伐近乎痴狂，似乎有一种执念，即使条件不是很成熟，仍然不顾一切。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无不与太宗保护儿子的决心有关。

历来我们都习惯了从政治家的角度去分析太宗甚至各位君主，却对其实在的人格，包括在家庭承担的角色有所忽略。在笔者看来，太宗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合格的父亲。虽然因自身反复，造成二子储位之争。但是，我们也看到事发之后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包容与谅解。在立晋王为太子之后，更是吸取之前对儿子教育不当的错误，进行一系列言传身教活动来培养太子的治政能力。尤其是太宗晚年一系列近乎偏执行为的背后，更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最后呵护。

注释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7页。

［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年。此据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128页。

［3］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竞争试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5年。后收入氏著《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4］汪筏：《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

［5］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7页。

［6］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7］马格侠：《贞观党争及承乾被废原因新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1页。

［8］孙钰华、盖金伟：《略论唐太宗的太子教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54页。

［9］宁志新、董坤玉：《从李承乾的悲剧看唐太宗教育上的失误》，《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84页。

［10］柳红嫚：《唐太宗的太子教育》，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9页。

［11］胡铭焕：《唐太宗废立太子风波》，《咸阳师专学报（文科版）》1995年第2期，第35页。

［12］韩昇：《贞观永徽之际的政局》，《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期，第34页。

［13］雷艳红：《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研究——以储位之争为中心》，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53页。

［14］李勇、何春香：《唐代的皇位继承制度以及影响皇位继承不稳定的因素》，《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第3页。(www.xing528.com)

［15］马格侠：《贞观党争及承乾被废原因新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1页。

［16］胡铭焕：《唐太宗废立太子风波》，《咸阳师专学报（文科版）》1995年第2期，第36页。

［17］韩昇：《贞观永徽之际的政局》，《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期，第31页。

［1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五月辛巳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8页。

［19］《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九年五月条，第6112页。

［20］《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九年六月己丑条，第6113页。

［21］《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七月癸未条，第6130页。

［22］《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五月己酉条，第6168页。

［23］关于承乾的变化，学界多有论述，其中：孙钰华、盖金伟《略论唐太宗的太子教育》（《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0月第18卷第4期），柳红嫚《唐太宗的太子教育》（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宁志新、董坤玉《从李承乾的悲剧看唐太宗教育上的失误》（《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3期）等主要从教育失误方面对承乾的变化做出论述。胡铭焕《唐太宗废立太子风波》（《咸阳师专学报》文科版1995年第2期），韩昇《贞观永徽之际的政局》（《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期），雷艳红《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研究——以储位之争为中心》（厦门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勇、何春香《唐代的皇位继承制度以及影响皇位继承不稳定的因素》（《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马格侠《贞观党争及承乾被废原因新探》（《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1月第26卷第1期）等主要从太宗个人情感方面对承乾变化做出论述。

［24］关于李泰置文学府之事，刘方玲认为“贞观后期的储位之争中，李泰招揽文人开设文学馆与修撰《括地志》，表面上是一项学术活动，实际上却是一项政治投资”。但笔者认为，李泰最初设置文学馆应该只是为了“以文会友”，因为文学馆间接对人才有所聚拢，加之所招募文人与李泰本人的个人情感，因此，文学馆逐渐演变为政治团体活动。参见刘方玲：《唐初文学馆与储位之争的关系论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第85页。

［25］《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四月—九月癸未条，第6193—6205页。

［26］《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5页。

［27］《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太宗贞观十七年闰六月辛亥条，第6199页。

［28］《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一月，第6231页。

［29］《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一月，第6231页。

［30］关于刘洎之死，两《唐书·刘洎传》均言为褚遂良构陷，但是汪篯先生在其《隋唐史论稿》中指出：“所谓‘谋执朝衡，自处伊霍’，只不过是加给刘洎的公开罪状，实际却是褚遂良乘太宗病重的时机，暗中对太宗提出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万一太宗死去，刘洎就会成为危险的人物这个问题，这一点正中太宗的顾虑，因而他下定决心，除去了刘洎。”对此，笔者基本认同汪先生的看法，即当时太宗更多的是对李治顺利守成的担忧，因此，高度敏感之下也就有了对刘洎等宰臣的处置。参见氏著《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31］《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条，第6242—6243页。

（赵煜，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