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乾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长子，因生于承乾殿而得名。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王。太宗即位时立年仅8岁的承乾为皇太子。此后，虽然太子患有足疾，太宗仍有意进行栽培。具体表现在：贞观四年（630）五月，太宗下诏：“自今讼者，有经尚书省判不服，听于东宫上启，委太子裁决。若仍不决，然后闻奏。”［18］这就说明，此时太宗有意培养太子的治政能力。关于太宗下诏任命太子裁决政务之事，在贞观九年同样有表现，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九年（635）五月，太上皇崩，太宗下诏令太子于东宫平决庶政。”［19］如果说，贞观四年（630）委太子裁决尚书省判事不服者是对太子治政能力的培养，那么到贞观九年高祖去世之后，令太子平决庶政则更多的是对太子治政能力的肯定与信任。正因为太子治政能力有所提高，也就有了“贞观九年（635）六月，是后上每出行，常令居守监国”［20］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到贞观九年太子与太宗之间应是一个父亲着力培养，儿子虚心受教并有所作为的关系。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实现皇位的平稳过渡也是指日可待。
但这一切在贞观十年发生改变。缘起是太宗开始宠爱另一位儿子——魏王李泰，这就引起太子以及太子臣僚的恐慌。因此，也就有贞观十一年（637）七月，魏徵对太宗上疏“陛下诚能慎选太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21］的劝谏。那么，太宗为什么要在已立太子的情况下复宠魏王呢？或许正是父亲与君主的双重身份使然。太宗是君主，他有责任与义务为大唐王朝挑选一位合格的继承人，使之带领唐王朝继续向前发展；同样他也是父亲，在妻子去世的情况下，他有责任去教育并疼爱自己的所有孩子们。(www.xing528.com)
太宗如是，但儿子似乎并没有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五年（641）五月己酉条记载：“太子治宫室，妨农功；又好郑、卫之乐……又宠昵宦官，常在左右。”［22］我们看到与之前的尊敬师长、积极治政形象不同，此时太子既广建宫室、妨碍农时，又宠幸宦官。总之，这时的太子开始沉沦［23］。终于，贞观十七年（643）太子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后因纥干承基告密而宣告失败。在得知太子欲谋反之后，太宗并未诛杀太子，而是进行流放。此时的太宗是无奈的，因为儿子试图谋反不得不进行处罚；也是孤独的，这其中既有对自己教育失败的惋惜，也有对儿子自毁前程的失望。到贞观十八年（644）承乾卒于黔州时，太宗依然废朝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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