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唐太宗朝的皇位继承问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政治立场以及政治路线选择造成储位的变动;第二,皇子尤其是太子教育的失误造成储位变动;第三,皇帝的个人情感造成储位变动;第四,历史借鉴问题影响储位选择。
具体论述主要有,第一,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主要从朝野党派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高宗被立为太子是太宗为止息朝野党派之活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在那次‘戏剧式之御前会议’上立下拥立之功”[1]。此外,吕思勉先生《隋唐五代史》认为太宗立晋王治为太子,是出于综合考虑之下平衡朝堂的一种手段。“承乾既废,泰亦同败,晋王乃获渔人之利”[2]。孙国栋《唐贞观永徽年间竞争试释》认为太子之争实际是朋党之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指出“唐自贞观十年以后,朝臣即朋比相结,而托附于太子与诸王之争”[3]。汪篯《隋唐史论稿》之《唐太宗》一文指出,“决定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实际上掩盖着普通贵族与关陇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4]。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指出,“唐太宗之所以对承乾日渐疏远,固然是承乾嬉戏废学,屡教不改所致,然而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父子之间的政见不同”[5]。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认为,“太宗当时将承乾与泰‘两从废黜’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争结朝士,竞引凶人,各立朋党’,而立李治的主要原因也在于他不曾结党营私,不曾自成小集团”[6]。马格侠《贞观党争及承乾被废原因新探》指出,“承乾的被废,主要是因为贞观年间李唐王朝内部的党争所致。唐太宗对承乾的猜忌是导致贞观党争发生的主要原由;对魏王李泰的宠爱是导致贞观党争发生的主要诱因;晋王李治党争的胜利是导致承乾被废的最终结果”[7]。
第二,从皇子教育方面对储位继承进行论述的主要有:孙钰华、盖金伟《略论唐太宗的太子教育》重点分析了唐太宗在太子教育上的竭诚努力和重大失误。认为,“教育的失败是贞观政治前后差异明显的根本原因”[8]。宁志新、董坤玉《从李承乾的悲剧看唐太宗教育上的失误》指出,“唐太宗在教育上存在四点失误:(一)没有抓住李承乾思想变化的症结,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二)所选东宫辅臣只知犯颜直谏,多不称教化育人之职;(三)不懂得批评艺术,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四)表达爱的方式不当,使承乾自暴自弃”[9]。
此外,柳红嫚《唐太宗的太子教育》对唐太宗太子教育的思想、内容、方法、结果做了详细的分析。也认为,“太宗在太子教育问题上付出很多,但成效并不明显”[10]。(www.xing528.com)
第三,从太宗个人情感方面对储位变动进行论述的主要有:胡铭焕先生《唐太宗废立太子风波》一文指出,“太宗继位初期,先宠承乾,后偏爱泰。这就使得一些见风使舵的臣子分裂为两派,也造成后来的流血政变”[11]。韩昇先生在《贞观永徽之际的政局》也认为,“魏王泰敢于挑战承乾太子,是太宗偏爱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以说,魏王泰的政治野心,是太宗的纵容促成的”[12]。雷艳红《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研究——以储位之争为中心》指出,“面对太子承乾的自暴自弃,太宗显然没有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去加强承乾的信心,反而一如既往地宠爱魏王泰。面对魏王泰的咄咄逼人以及父亲的冷漠,承乾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采取不太明智的做法试图维护自己的地位,最终落得被废的下场”[13]。李勇、何春香《唐代的皇位继承制度以及影响皇位继承不稳定的因素》也指出,“太宗遗爱魏王泰加之魏王本身的积极活动,导致最后的流血冲突”[14]。马格侠《贞观党争及承乾被废原因新探》虽然主要从李唐王朝内部党争对易储问题进行论述,但也指出“唐太宗对承乾的猜忌是导致贞观党争发生的主要原由”[15]。
第四,从历史借鉴角度分析贞观朝易储问题的主要有:胡铭焕先生《唐太宗废立太子风波》指出,“太宗对‘玄武门政变’记忆犹新,他不能容忍儿子们骨肉相残,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推出第三位皇子来继承皇权”[16]。韩昇先生《贞观永徽之际的政局》一文指出,“太宗是与其兄相争才获得皇位的,对于杜绝其他皇子觊觎之心,更有深刻的体会,并且也及早作了理性的处置。唯独对魏王泰大失常理,确实令人难以揣测”[17]等等。
综合来看,虽然学界关于唐太宗朝立储问题探讨较多,但大多是从君主以及政局角度切入,对于父亲角度论述较少。因此,笔者试作此文,从父亲角度对唐太宗立储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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