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与突厥的关系的分析介绍

开皇九年（589）四月，隋文帝下诏“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毁除”［9］。隋文帝放之四海，边疆无事，也无意再出兵征服其他地区，因此，除保留中央和边防的军队，其余部队及武器都加以裁撤，原来习武之人改为学文，民间所有的军事武器全部毁坏，开始实行偃武修文。这一策略一方面有利于南北统一后的国内安定，防止民间武装起义，另一方面也看出隋并无对外用兵的打算。

开皇十年（590）五月，文帝又颁诏书，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

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10］

这次改革将原来坊府管理的职业军人的户籍归于地方行政机构，由地方行政机构管理，不再成为独立的职业军人团体，回归农业生产，给原来居无定所的军人分配土地，与民同耕，军人自给自足。原来出于抵御突厥侵略而在山东、河南及北部边缘地区设置的军府，全部撤除。这次对府兵制的改革表明隋文帝将全部的注意力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

隋文帝在平陈后的一年之内，就实行偃武修文的政策，并对府兵制进行改革，将注意力从国际关系转向了国内建设。由此可见，漠北的突厥并不在隋文帝以武力统一的范围内。

这是因为早在开皇五年，突厥向隋称臣，成为隋的“外臣”，之后双方的藩属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双方的关系十分友好，文帝对突厥的统治秩序已经确立，突厥已经纳入隋文帝的天下范围内，因此不再对突厥发动军事进攻。

开皇十七年（597），因大义公主意欲恢复陈朝统治，隋文帝再行离间之策，数次遣使、礼遇突利可汗，让突利可汗迎娶隋安义公主。这导致大可汗都蓝的不满，多次发兵侵扰隋朝边境，并联合玷厥举兵攻打染干。染干率部众南迁，“居度斤旧镇。雍闾疾之，亟来抄掠，染干伺知动静，辄遣奏闻，是以贼来，每先有备”［11］。文帝转而扶持突利可汗，表明突厥首领一旦违背身为隋朝“外臣”的行为规范，成为威胁文帝辛苦建立的天下秩序的不稳定因素，隋文帝会立刻采取措施，更换扶持对象，再次建立起对突厥的统治秩序。

开皇十九年（599），突利可汗内附，隋封其为启民可汗，为其在朔州修筑大利城，娶义成公主，与隋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加深。启民可汗居于隋统治区域，受隋的保护，养精蓄锐，部落归附，实力逐渐强大。由于经常遭到都蓝可汗的侵扰，再次渡过黄河，向南迁至夏、胜二州之间。启民可汗及其部众处于隋朝境内，受其保护，已经成为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启民可汗也上表称：“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12］启民可汗以“大隋典羊马”自称，表明其甘愿永世为隋朝臣子，隋与突厥的臣属关系牢不可破。这也是隋文帝对突厥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不单单是采取离强合弱的外交手段，而开始主动扶植突利可汗成为新的突厥统治者。启民可汗居于长城以南之后，隋文帝让其养精蓄锐，并无永久保护之意，而是为了等待时机，帮助其夺取整个东突厥的统治权，以重建隋与东突厥的臣属关系。

开皇二十年（600），东突厥国内大乱，“西突厥达头可汗趁势占领漠北，企图恢复东西统一的突厥汗国”［13］。隋文帝开始帮助启民可汗夺取整个东突厥的统治权。隋派遣兵力保护启民部落，仁寿元年（601），“朝廷虑达头掩袭启民，令仲卿屯兵两万以备之”［14］。并下诏以杨素为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帮助启民北伐。文帝扶持内附的启民可汗及其部落，直接参与了突厥内政，扶植其成为东突厥的新的统治者。隋文帝依然并未将突厥纳入隋的直接统治范畴，仍然维持隋与突厥的藩属关系，可见其严守“华夷之辨”的天下观，且新扶植的启民可汗对隋朝充满感激之情，更加巩固了隋与突厥的关系。

隋文帝时，突厥在隋突关系中的地位由平等演化为臣属，且隋对突厥的控制和影响不断加强。在隋文帝“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的天下观影响下，开皇九年（589）之前，文帝尚未平定南方地区，在制定对突厥的政策时要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对其采取积极防御和分化瓦解的政策；平陈之后，隋的实力大为加强，却依然没有对突厥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与突厥的某一可汗建立起藩属关系，从沙钵略可汗到启民可汗，经历了一个突厥主动内附到隋主动扶植的一个过程。虽然隋文帝对突厥有文化威服的举措，但只是建立天下秩序的辅助手段；虽然扶持启民可汗，但在其统一东突厥后，再不插手突厥事务，可见隋文帝在隋突关系中严守“华夷之辨”的理念。

隋文帝的天下观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隋文帝在东突厥内附成为“外臣”之后，立即着手统一全国的战争部署。在隋文帝眼中，拥有定居农耕生产方式和华夏文化的陈、后梁等国是“诸夏”，是要纳入隋政权的直接统治范围内的，因此在武力夺取后，在其地建立起直属中央的管理机构，在地域上和政治上成为统一的帝国。突厥是属于“四夷”的范畴，由于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差异，隋文帝对其采取“君臣一体”的政策，明确君臣关系，传播华夏文化，建立起以隋为主导的统治秩序，并不对其进行直接管理。

注释

［1］杜永吉、徐长安：《“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构建》，《河北学刊》2002年第6期，第140—144页。

［2］《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3—1844页。(www.xing528.com)

［3］（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祯明元年（587），中华书局，1956年，第5597页。

［4］《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第1815页。

［5］雷家骥：《隋史十二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6］《隋史十二讲》，第56页。

［7］《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第1866页。

［8］（唐）许敬宗：《文馆词林》卷六六四，中华书局，2001年，第243页。

［9］《隋书》卷二《高祖下》，第33页。

［10］《隋书》卷二《高祖下》，第34—35页。

［11］《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第1333页。

［12］《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第1873页。

［13］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14］《隋书》卷七十四，第1697页。

（廖丹，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