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突厥关系之前光刻乾陵文化（12）

隋文帝即位后，一改以往北周以重币结交突厥的政策，隋与突厥的矛盾激化。此时，突厥内部经历激烈的汗位之争后，沙钵略立为可汗，北夷皆归附，恰逢国内灾荒，为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在北周千金公主的怂恿下，沙钵略可汗与高宝宁联兵南下，对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隋只好改变原来先进攻陈的打算，先解决突厥的威胁。开皇元年（581）四月，在突厥进攻前，隋文帝就下令发稽胡修长城，已备防御。由于此时隋自身实力有限，难以大举兴兵讨伐，单纯的防御又会造成侵扰不断，因此，隋文帝在修长城的同时，充分利用突厥内部各部的矛盾，采取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建议，利用外交手段以最低的代价来削弱突厥实力。

长孙晟提出向西联合达头可汗，说和小可汗阿波，争取处罗可汗和突厥统治下的奚、霫等部支持的战略方针，成功地激化了突厥汗国内部矛盾，分化瓦解其内部势力。583年，统一的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雷家骥先生指出：“东亚国际的外交主动权和军事行动自由权，遂从突厥转移至隋方。”［6］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诏反守为攻，分兵八道进攻突厥。隋文帝谈到北周、北齐与突厥关系时说：“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7］可见，华夏之地长期受到突厥的侵扰，突厥经常南下长城，劫掠财富，杀害百姓。在文帝眼中，突厥不在华夏范围之内，将其视为“夷”。

开皇五年（585），沙钵略受到西面达头可汗和阿波可汗的袭击，请求率部南下，寄居白道川。文帝许之，并派杨广出兵援助，提供物质支持，隋为其击败阿拔国，所获悉归沙钵略。此时隋文帝对突厥的政策是维持东西突厥的均势，达到分化制衡的目的。沙钵略以碛为界，主动向隋称臣。隋文帝在《颁下突厥称臣诏》中称：

今通表奏，万里归风，披露肝胆，遣子入侍，罄其区域，相继称藩。往迫和与，犹是两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意厚，朕甚嘉之。盖天地之心，爱养百姓，和气普洽，使其迁善，屈膝稽颡，畏威怀惠，虽衣冠轨物，未能顿行，而禀训承风，方当从夏，永为臣妾，以至太康。［8］(www.xing528.com)

从诏书中所言的“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可知隋与突厥不再是地位平等的国家，隋为君，突厥为臣，突厥成为隋的藩属，隋与突厥的君臣关系由此确立。由于漠北的突厥是游牧民族，其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善于骑射，重战死而耻病亡，内部部落众多，采取一种松散的联盟制度，与隋的农耕文明相异，不可能立刻改变本族的衣服制度，但要求突厥接受华夏的先进文化。“方当从夏”是以华夏文化来改变突厥，使其树立起君臣观念，建立起一种“永为臣妾”的天下秩序，以此来保证天下的稳定和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这是在文帝天下观影响下以文化来吸引、威服落后的游牧民族。开皇六年（586），隋颁历法于突厥，要求奉隋为正朔。这是隋文帝对突厥实行文化威服政策的具体表现。

突厥作为隋的“外臣”，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在政治上，新的突厥首领即位需要得到隋文帝的承认。开皇七年（587），沙钵略死后，其弟处罗候立为叶护可汗，遣使入朝，隋朝赐其鼓吹幡旗，第一次对突厥可汗进行了册封。之后，都蓝可汗即位，也遣使入朝，接受文帝册封；在经济上，突厥要每年遣使纳贡，隋也会给予大量的回赐，形成一种贡赐贸易。原先沙钵略因隋“待之甚薄”对隋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知贸易对于游牧经济具有重要性，是影响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和战的关键因素。沙钵略内附后，突厥与隋进行的贡赐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游牧民族对物资的需求，巩固了君臣关系，有利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

隋文帝对突厥的政策，在突厥内附之前，积极防御的同时，主动出兵进攻，目的是使突厥臣服于隋，确立起“君臣一体”的天下秩序；沙钵略内附之后，以册封方式，通过文化的渗透，不断强化隋为君，突厥为臣的这种君臣秩序，并以沙钵略一部作为对抗其他突厥部落的前线阵地。无论是沙钵略可汗还是其继承者，都必须严守这种天下秩序，否则隋文帝就会转而支持其他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