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的天下观及其对周边政权的影响

中国的天下观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之后不断发展，形成了包括地域、政治、秩序观念在内的大一统观念，它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深受儒家学说中“和”“礼”和道家学说中“一”的影响。“‘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1］。天是统治阶级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而礼则确定了一种统治秩序，是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相分相融的重要标准。帝王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的天下观往往影响着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行。隋文帝对于结束长期的封建割据，统一全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天下观影响着统一的战略决策和民族政策的制定。隋炀帝在位时期，先后进行了8次巡狩，使隋与周边政权的藩属关系更加稳固。

隋立国之时，南方存在陈、后梁割据势力，西部有吐谷浑，北方有突厥虎视眈眈，隋处于敌对政权的包围之中，威胁最大的是突厥与吐谷浑。

吐谷浑是4世纪初年由慕容鲜卑的一个分支在以今青海省为中心建立的游牧政权。隋开皇六年（586），吐谷浑主之子嵬王诃准备率部落一万五千人降隋，向隋遣使请求接应。隋文帝对使者说：“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亲爱也！吐谷浑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浑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须陈谏……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来投朕，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2］文帝并没有出兵帮助嵬王诃，也没有趁吐谷浑内乱，而直接出兵讨伐吐谷浑。相反，隋文帝在回复中只是着重强调父子关系，要求嵬王严守为人子的道理，并以父子关系延伸到君臣关系，只有严守父子界限，才能遵守君臣之道。在对吐谷浑的政策中，体现了隋文帝以华夏文化建立起对周边政权的统治秩序。

南方的后梁政权在隋与陈之间保持中立，隋立国后，与后梁和亲，晋王杨广娶梁明帝之女为妃，双方保持良好关系。开皇四年（584），萧岿以皇帝身份入朝，在大兴殿与文帝见面时，服远游冠、朝服，这是诸王朝见天子之服，此时后梁已决意臣服于隋，成为隋的傀儡政权。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梁皇帝入朝，废梁国，梁国萧岩等率十万人投奔陈朝，南方只剩下陈朝这个敌对政权。(www.xing528.com)

开皇七年，文帝曾对高颎说：“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3］“一衣带水”是指隔着长江陈朝的子民。文帝以百姓父母自居，将陈朝的百姓也纳入自己的子民范围之内。由此可知，文帝将南方的陈视作国内问题来解决，要将陈朝纳入自己直接统治的范畴内，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开皇九年（589）三月，平陈之役以隋的大获全胜告终，自此，隋文帝结束了三百年来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天下一统。平陈之后，华夏帝国内部统一，隋成为整个东亚地区最为强大的政权，隋周边的其他政权大都向隋朝贡，与隋朝建立起藩属关系。

隋文帝曾在开皇十年（590）七月（《隋书·高丽传》载颁于开皇十七年，赐给高阳，据朱振宏考证高阳死于开皇十年，开皇十七年应为开皇十年七月之误，故玺书应颁于开皇十年七月之前）前颁布玺书斥责高丽王高阳，说：“王专怀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觇消息……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实称朕心。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然普天之下，皆为朕臣。”［4］玺书谴责了高丽王派使者到隋探听虚实的不忠行为，隋文帝以天下宗主国的身份自居，要求作为藩属国的高丽严守作为臣子的职责，不可有违逆之心，如果继续对隋抱有敌意，不悔过自新，则将出兵讨伐。虽然高丽地狭人少，且离隋的统治中心距离远，但在隋文帝的眼中，高丽是作为隋的“外臣”存在的，高丽的不忠行为已经威胁到了隋文帝“普天之下，皆为朕臣”的天下秩序，因此隋文帝对其提出警告。

隋文帝对南方的后梁和陈政权，采取武力统一；对北方的游牧政权，采取文化威服，这与隋文帝“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的有内外优先的天下观紧密相关。“南朝是华夏文化国家，北朝亦深受华夏文化影响而汉化。基于华夏天下只有一个的缘故，所以双方一有机会就互相征伐”［5］。隋文帝是汉人，思想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自认为华夏正统，南方的后梁、陈都是华夏文化的国家，且都重视农业发展，同属农耕文明，依据儒家“天下定于一”，文化同而地域一，因此隋文帝对其采取武力征伐，将其纳入隋的统治之下。在隋文帝的眼里，他的地域天下只集中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北方的草原游牧地区并不在他的天下范围之内，对游牧民族只要求政治上的内附，奉隋为正朔，成为隋的“外臣”，并以华夏的先进文明吸引周边少数民族，建立一种藩属关系，而不用武力征服，建立对其的直接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