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652—675),字宣慈,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嫡长子,永徽三年(652)出生,六年(655)晋封代王,显庆元年(656)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四月,李弘随父皇、母后游幸洛阳合璧宫时,猝死于绮云殿,年仅23岁,死后被追封为孝敬皇帝。李弘的死因一说因病死亡,一说被武则天鸩杀。
《新唐书》的《高宗本纪》《则天武皇后传》《孝敬皇帝弘传》都毫不含糊地说李弘是被杀害。仅举《孝敬皇帝弘传》为例:“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与之一脉相承:上元二年,“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由于史实不足,缺乏过程,《资治通鉴》口气没有那么满,把《新唐书》斩钉截铁的“鸩杀”,改为“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留有余地。
李弘被武则天鸩杀一说,还得追踪到《旧唐书》。
尽管《旧唐书》的《高宗本纪》《孝敬皇帝弘传》都把李弘之死说成“薨”,但到之后的《承天皇帝倓传》中有李泌对唐肃宗说的一段话:“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这段话最“雷人”的就是,武则天“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李泌这段话还见于《唐会要》。李弘死后八九十年,突然从李泌嘴里冒出一句天后“鸩杀孝敬”,后人很难知道其根据是什么,但不少学者的看法是李泌想以古喻今。总之,后世人说前朝人的事,如果没有拿出确凿证据,一般不必当真。
本来,李弘被鸩杀的说法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可,但1995年西安新出土一方《阎庄墓志铭》又给“鸩杀说”打了一剂强心剂。
墓志内容无非是墓主的身世、功勋和死亡年月日,稍微特别点的就是墓主阎庄的身份。阎庄是李弘的太子家令,其父亲和叔叔分别是唐代名臣、建筑学家、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比较敏感的是阎庄的死亡时间,比李弘晚了约五个月。
志文里的一段话引起了一些专家、教授的关注:“岂意彼苍冥昧,福寿徒欺,积痗俄侵,缠蚁床而遘祸;浮晖溘尽,随鹤版而俱逝。上元二年从幸东都,其年九月廿一日,遇疾终于河南县宣风里第。”其中的“缠蚁床而遘祸”和“随鹤版而俱逝”两句,被认为暗示李弘不正常死亡,而“蚁床”和“鹤版”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词。
下面是有关专家的解读。
《礼记·檀弓上》曰:“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郑玄注:“画褚之四角,其文如蚁行往来交错。”公明仪为子张所制覆棺之布,其四角绘纹,如蚁行往来交错。据此可知,此处“蚁床”实指灵柩。阎庄因“缠”于灵柩,哀伤过度而罹祸。就是说,阎庄之死,与他哀悼某人有关。那么他所哀悼的是谁呢?“随鹤版而俱逝”一句给出了答案。《列仙传》卷上:“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游伊洛之间……乘白鹤驻山顶……拱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乃立祠于缑氏山下。”后世据此称太子驾曰“鹤驾”,太子所居宫为“鹤禁”。至于“版”字,代指棺椁。联想到太子李弘正是葬于缑氏山,“鹤版”指太子之死无疑!也就是说,墓主阎庄之死,很可能与他哀悼太子李弘死亡有关。
笔者认为,这个解读不一定准确。
首先,关于李弘之死,朝廷给出的死因是病逝,所以,不会影响太子府的任何人。不像他的二弟章怀太子李贤,是早早背上了“谋逆”的罪名,才影响到太子府的一大帮官员。
其次,“蚁床”指灵柩,没错,但“鹤版”则不一定专指太子棺椁。
唐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有“鹤板征贤”之说,实际上“鹤板”指的是征聘贤士的诏书。再说,人死了,都可以称驾鹤西去。因此,即便“鹤版”作棺椁解,也不一定非是太子的棺椁不可。把这两句统一解读成阎庄因“缠”于灵柩,哀伤某人过度而罹祸就行了。
另外,“上元二年(阎庄)从幸东都”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积痗俄侵,缠蚁床而遘祸;浮晖溘尽,随鹤版而俱逝”是在此之前。所以,阎庄所哀伤的逝者很可能是上元二年之前去世的另一个人。(www.xing528.com)
这个人会不会是阎庄的叔叔阎立本?
阎立本(?—673),唐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著名的宫廷画家,官至右相、中书令。咸亨四年十月初一(673年11月14日),阎立本去世,谥号“文贞”,葬于今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冰溪河南武安山北侧。
像阎立本这样一个籍贯在长安且官至右相的政治家和艺术家,死后一般应陪葬唐太宗的昭陵或者葬在长安附近,为何却葬在了偏远的南方呢?而且两《唐书》对此都没有记载。
清康熙年间的《玉山县志》的记载是:咸亨元年(670),已是70岁的阎立本不满二圣(唐高宗、武则天)专权,选在“百官复旧名”的新旧交替之际,感贤如房(玄龄)、杜(如晦),平生谨慎,遭不肖子荡覆,门户无遗物,佞如李勣,而寝疾,诫其弟曰:吾遗诸子今付你,察有志气不伦,交游匪类者,皆先挝杀然后闻。携其子果断退隐于被朝廷视为“蛮乡瘴地”的砂砾镇旁的武安山,以避“二圣”寻隙加害,为其人生画上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句号。但是,在《旧唐书·高宗本纪》里,有“咸亨二年春正月乙巳,(高宗)幸东都”,阎立本随从的记载,而且咸亨三年(672)夏四月戊寅,高宗在东都还与阎立本有过对话。这都说明《玉山县志》的记载有失准的地方。另外,据此还可以推断出,阎立本离开朝廷到南方去的时间最早也要在咸亨三年四月以后。
阎立本为什么要在晚年去往南方,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没有,已经很难说清楚,但阎立本很可能去得不顺当,并且置朝廷的挽留于不顾。因此,“浮晖溘尽,随鹤版而俱逝”也可以解释成“一切虚幻的功名都随着朝廷征召阎立本回朝的‘鹤版’而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断,阎立本与朝廷的矛盾还影响到了他的家族。于是到阎立本去世时,作为他亲侄子的阎庄才有了“缠蚁床而遘祸”(赴南方为叔父送葬)的事情发生。
其实,上面所述铭文中那段话之前的一段话也相当重要:“方谓福善攸征,践棘林而底绩;辅仁斯验,坐槐庭而缉道。”语中的“棘林”与“槐庭”分别指“九卿”和“三公”之位。这句话让人感到,阎庄的前途光辉灿烂,他也跃跃欲试,可是出现了意外,好运转瞬即逝。其实,高宗朝出现过不少父子、兄弟宰相。弄好了,阎庄会延续父、叔的辉煌。可以设想,太子死了,对阎庄的前途会有影响,但不及他叔叔失宠的影响大。
总之,阎立本与阎庄之死都是谜。如果肯定说阎庄就是因哀悼李弘而死,恐怕证据不足。
其实,李弘就是病死的。
首先,武则天没有谋杀动机。许多人都认为武则天和李弘有权力之争,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武则天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除了她本身的素质外,还是客观条件天赶人凑的结果,即人算不如天算,并不是因为她这个人狠如蛇蝎、毒如豺狼。自古皇位都是父传子,武则天不会不知道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作为母亲,她一开始想的只能是“母以子贵”,根本不会与李弘争皇权。其实,凡事总有一个发展过程,包括野心在内。谁也不可能在八字还没一撇时,就想着篡夺皇位,且不惜以牺牲骨肉为代价,尤其是女人。好在史书没有编造一个武则天与唐高宗争皇位、谋杀高宗的故事。按照《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说法,早在麟德元年(664),就“天下之政归于后,而帝拱手矣”,可是,到上元二年(675),十一年过去了,武则天还不是照样受制于权臣。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上元二年(《郝处俊传》的记载是上元三年)三月,“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这就让人奇怪了,既然“天下之政归于后”都十一年了,天后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郝处俊坏了自己的好事。这不矛盾吗?这说明至少到太子弘死的四月之前,武则天的权力都十分有限。郝处俊对她毫不惧怕,直接向她挑战,她还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敢在四月就把太子弘鸩杀?
所以,如果按《新唐书》说的那样,武则天早就当上皇帝了。既然自己大权在握,那多简单啊,直接把李治杀了,不就行了?还要去立李弘为太子;李弘死了,又要立李贤为太子;李贤死了,又要立李哲为太子……凡此种种都说明,当时武则天就是小心翼翼地围着高宗转,以高宗的旨意为旨意,她根本不需要和儿子们争。至于说后来武则天就真的坐上皇帝的座位了,实在是几个孩子不是有病,就是缺德才,不是当皇帝的料。由于女人当皇帝实在不容易,出于形势逼迫,武则天不得不豁出去,果断杀伐,树立自己的权威。试想,高宗活着的时候,能看着你把他的几个孩子都随便杀掉、废掉吗?从高宗果断除掉长孙无忌、褚遂良集团,以及使大唐领土超越前朝来看,他可真不是史家笔下的窝囊废,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垂帘的过程,就是向高宗学习的过程。是高宗一步一步地把一个后宫嫔妃培养成了一个皇帝。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武则天其实就是高宗的学生。另外,也没见武则天与李弘之间有多大的矛盾。至于请嫁“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之事,简直不值一驳。义阳、宣城虽是萧淑妃女,也是高宗之女呀!“太子弘言于帝”,大度的武则天根本不会发怒。萧淑妃是萧淑妃,女儿是女儿。再说,萧淑妃并没有挡武则天的路,她们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武则天如果表现得没有丝毫人性,高宗还会喜欢她吗?明明就是谣言嘛。
其次,李弘一直是多病的。据《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咸亨二年(671)监国时,李弘即因“多疾病,庶政皆决于(戴)至德等”。再者,李弘娶裴氏一年半至死未能有子胤,大概也与他的病有关。
李弘死后,朝廷接连下的《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和《册谥孝敬皇帝文》中都提到他有“旧疾”“沉疴”。五月五日的制文:“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八月五日的册文:“顷炎氛戒节,属尔沉疴,实冀微痊,释余重负。粤因瘳降,告以斯怀,尔忠恳特深,孝情天至,闻言哽咽,感绝移时,因此弥留,奄然长逝。”都详细记叙了李弘临终时的情况。“沉瘵婴身”四个字就具体说明是肺痨了。现在肺痨基本绝迹了,这在当时直到民国都是一个治不好的病。
最后,丧子之后,武则天难抑悲痛,抄写道经。当年八月十九日李弘安葬于洛阳恭陵时,唐高宗写的《孝敬皇帝睿德记》说,李弘听到父皇将推大位,闻言哽泗:“伏枕流欷,哽绝移时,重致绵留,遂成沉痼。西山之药,不救东岱之魂;吹汤之医,莫返逝川之命。”还提到了抢救医治的事。《金石萃编》卷五十八收录了这篇碑记。可以断定,敦煌卷子中的御制《一切道经·序》是以武则天的口气写的,甚至是武则天亲撰的[1]。当我们读到“今者黄离遽殒,碧题旋虚,翔鹤可羁,奄促游仙之驾;鸣鸡载响,无复入谒之期。瞻对肃成,惨凝烟于胄序;循临博望,吊苦月于宾阶。拂虚帐而摧心,俯空筵而咽泪。兴言鞠育,感痛难胜。故展哀情,为写一切道经卅六部”等语时,难道不簌簌泪下,感觉到一个母亲在失去儿子时撕心裂肺的痛苦吗?武则天以超人的毅力为故去的太子抄写三十六部道经经卷,反映的是拳拳母子情深!试问,除了母亲,还有谁会为太子说这番话,做这件事呢?这也与高宗在《孝敬皇帝睿德记》中“天后心缠积悼,痛结深慈”之说相吻合,都完全否定他书关于武后杀子之谬说。
结论:李弘病死,与武则天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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