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士风、文风是反映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主要标志，敏锐地把握时代风气是武则天人才制度的突出特点。唐代文学被后人看做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常以“唐诗宋词”来夸赞唐、宋两个朝代文学的兴盛。其实不论是唐还是宋，文学的兴盛都和武则天密切相关。初唐时期，因为统治者的需要和时代风尚的迁移，“科举策文”（即以文章评论时政）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讲究骈俪、辞藻、对偶，倾向于录取文辞华美之文，并以此来判断人才的识见与才干，这种“诗赋取士”的风气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担忧。王勃曾撰文批评铨选风气：“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7］柳冕在《与权侍郎书》中也说：“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8］正是对文辞的偏重，导致借“策”以考察作者的政治见识沦为空谈。武则天洞察到了科举制存在的弊端，大力进行改革，要求加试杂文，大大促进了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积极性，特别是改变了整个社会风气。科举考试规定进士加试杂文，鼓励参加考试者在国家政治中发出声音，并以国家措施引导道德方向，促使青年学子既要在文章方面倾注极大的心血，更要具有深刻洞察社会问题的能力，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正是因为凝聚了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的集体智慧，许多复杂政治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化解。同时，科举制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充满尚学、乐学之风。《通典·选举典三》里有这样一段话，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改革带来的巨大影响：“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9］由此可见，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形成了天下读书人都希冀以通过考试获得仕途的竞进状态，就连五尺童子，也耻于不通文墨。从此以后，科举尤其是进士科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进士们的大名和他们的文章，往往可以十几天就传遍全国，传播速度可见一斑。天下人都仰慕他们，可以说一旦考中进士，光宗耀祖，雁塔题名，曲江宴饮，风光无限。真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尚学风气的形成，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各行各业均人才辈出。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融、李乔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雕塑、绘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唐人沈既济在谈及科举制赞叹道：“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10］被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唐代大文豪，绝大多数都是武则天时期以后的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韩愈、贺知章等。所以，“唐诗”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是武则天留给世界的印迹之一，史称武则天当政时期为“贞观遗风”。(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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