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传染病预防与控制中的应用

一、中医代表作

（一）《黄帝内经》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18卷，《外经》37卷；《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外经》36卷，《旁篇》25卷。

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了。《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指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这就是说：医经是根据人身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情状，用以阐发百病的根源、死生的界线，而度用适当的针灸汤药等治疗方法以及如何调制各种适宜的药剂。最好的药剂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铁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高明的医者违反医学理论，致使当愈者反剧，当生者反死。

简言之，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它很重要。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之类。所以称“内经”，并不是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像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而已。

首先应该指出，《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所作，纯属后人伪托。这正如《淮南予·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

《黄帝内经》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呢？宋林亿、高保衡等认为：“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颗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朱熹也认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明方孝孺认为：“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方以智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清魏荔彤认为：“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综上所说，将《黄帝内经》之成书定为战国时期是较为可信的，但也不能认为《素问》81篇、《灵枢》81篇尽出于战国。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以上仅仅是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所做的判断。其实还可以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内容特点、先秦古韵等诸方面论证《黄帝内经》的绝大多数篇章（也即《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成于战国。

（二）《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

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81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

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

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泻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

（三）《伤寒杂病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象，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他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四）《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年），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年），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年）、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年）。

神农，古传说中“三皇”之一，传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书名冠以神农为尊古之风的假托。现行本为清孙星衍、孙冯翼辑。孙星衍（1753～1818年），字伯渊，又字渊如，清代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第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等，一生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训诂、诸子、医药，除辑本书外，尚有《素女方》、《密授清宁丸方》《服盐药法》等著，于古代医籍整理多有贡献。

书凡3卷，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立为3卷分别论述。卷1为“上经”，论“上药120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卷2为“中经”，论“中药120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赢者，本中经”。卷3为“下经”，论“下药125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首先，在药学方面，所论365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创立了药有“四气”、“五味”的理论，和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并反映了部分化学知识。其次，在方剂学方法，指出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总结了丸、散、汤、酒、膏等基本剂型。再次，在用药方面，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达170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

《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中国药学的诞生。后世对它进行注释、补充，形成了众多的本草文献。较早的有汉魏之际的补注本《名医别录》、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494年），后有明缪希雍撰《神农本草经疏》（1625年），清代张志聪撰《本草崇原》（1663年）、徐大椿撰《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年）、邹澍撰《本经疏证》（1837年），今有尚志钧著《神农本草经校点》（1981年）等。

二、中国近代防疫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各种疫病不断抗争的历史。防疫是社会正常运转、文明延续的必要环节。东、西方早期文明都有关于疫病流行及其防治的记载。3000多年前，埃及木乃伊上即有天花痕迹。《旧约全书》多次提到神降瘟疫于某城某邦。第25章就记载了一场导致25000名以色列人死亡的瘟疫。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发了一场瘟疫，人员大批死亡，伯里克利也疫死。14世纪，欧洲黑死病更是一场空前灾难，全洲3/4的人疫死，随着贸易扩展，疫情又蔓延至亚洲、美洲等地，更多人染疫死亡。文艺复兴巨匠薄伽丘这样描述1348年的佛罗伦萨：“瘟疫来势如此凶猛，病人又缺乏适当的看护，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有好多人死去，那情景听了都叫人觉得害怕，更甭说亲眼看见了”，“由于瘟疫猖獗，这风俗要么完全废除，要么大部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着号哭，往往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在场作证……亲友们更不肯来，他们在及时行乐，在欢宴戏谑。女人们本来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为了自己的性命，竟不惜违背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因此，病人死了“就像现在死了一只山羊，算不上一回事”。

疫灾引发的恐怖必然促使人们探寻防疫之策。1347年，威尼斯共和国设立卫生官员，负责驱逐嫌疑船只离开港口。1377年，意大利拉古萨城对疫区所来人员扣留观察，起初30天，而后又增至40天，确保无异常后，才准入城，这一做法逐渐为许多地区所采用，“防疫”（quarantine）一词即源于此。

我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疫病流行的某些特点和规律。《礼记，月令》记载：“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仍来……行夏令，则国多水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地气沮（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疫疾”；“（仲冬）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褐，民多疥病”；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周礼》说：“四时皆有病疾，春时有痛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墨子，非攻》（中篇）解释说：“居处之不安，饮食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蹈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黄帝内经，素问，本病论篇》讲“久而不降，寒胜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还说“四时不节，即生大疫”。随着历史发展，人类对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隋唐时期，“鬼神司疫”观点已受到更多怀疑，不少人认为疫是由“节气不和”等客观因素促成的，一旦“寒暑乖成”，“则民多疾病，病无长少，率皆相似。”

人是社会之人，疫是社会之病，要规避疫病侵袭，必须激活社会免疫机能，调动起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共同防范，所以，防疫是项系统社会工程，绝不是单纯医疗技术问题。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经济条件、交通状况、风俗习惯、人口流动、居住环境、战争、灾荒及流民等都对防疫有重要影响。

中国大片国土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气候湿润，有利农业生产，但也为疫病滋生、蔓延创造了适宜条件。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疫病多发国，大型瘟疫时有发生。据张剑光统计，两汉时期（包括新朝），前后历时425年，单是史书记载疫灾次数就有38次，平均每11.18年发生一次，认为这样的发病率就当时医疗条件而言是高的，对社会影响较大。由于防疫乏术，疫病一经发生，后果往往相当严重。下面是古代典籍中疫病流行记载，尽管没有准确统计数字，但也可想见当时情形：

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大疫，死者以万数”。（《后汉书·钟离意传》）

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洛阳大疫，死者大半”。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襄阳大疫，死者三千余人”。

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天下大疫，死者十二三”。

皇兴二年（477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魏书·灵微志》）

永淳元年（682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旧唐书·五行志》）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他家族原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之年（196年）后的10年间就有2/3死亡，70%死于伤寒。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建安二十二年（0217年），厉（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明清时期，恶性瘟疫流行更趋严重。明代永乐六年（1408年）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府发生瘟疫，半年内，“人死七万八千四百余口。”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景州大疫，人死无算……文登大疫，民死几半。”雍正二年（1724年）“信阳大疫。”1793年，云南鼠疫大流行。诗人师道南目睹惨状，作《死鼠行》一首：“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沂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忽死二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鸟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见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浆，散天露，酥透九泉千丈土。地下人人都归活，黄泉化作回春雨。”可见这场鼠疫引起多大的社会恐怖。由于防疫乏术，结果是“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时空上不平衡。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东晋前是经济文化重心，也是疫病主要流行区域。这里气候相对干燥，无霜期长，冬季河流结冰，地势平坦，河流较少，人们很早就掘井取水，井水相对河湖水要安全。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交往、人员流动区域狭小，因此，疫病对民众影响较小。东晋永嘉南渡后，我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实施大规模开发，生产力发展加快，人口逐步增多，战乱频仍，自然及社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在北方不易流行的疫病却在江南加速传播开来，其频率和规模逐渐超过北方。

文明愈发展，疫发率愈高。由于缺乏有效预防和控制机制，我国疫病流行总是与文明进步纠缠在一起，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稠密区往往是疫病多发地。据邓拓统计，两周疫灾1次，秦汉13次，魏晋7次，南北朝17次，隋朝1次，唐朝16次，两宋（含金朝）32次，元朝20次，明朝64次，清朝则增至74次。苏轼曾说：“杭（州），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清末东北鼠疫流行期间，依然是“凡人民荟萃之区，无不患者累累”。明清，江南是全国经济重心，也是“瘟疫的多发地区”。

（一）种类

关于古代疫病种类，以国民政府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条例、法规为例，略作统计，可以还原这方面史实。1916年3月13日，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开列了8种疫病，即：虎列刺（霍乱）、赤痢、肠窒扶斯（伤寒）、天然痘、发疹窒扶斯（斑疹伤寒）、猩红热、实扶的里（痢疾）、百斯脱（鼠疫）；1928年9月18日，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开列9种传染病，即：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霍乱、天花、鼠疫、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1944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条例》开列了9种疫病，即：霍乱、杆菌性及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回归热。医史学家陈邦贤列举常见疫病有：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痢疾、水痘、麻疹、猩红热、斑疹伤寒、白喉、肺瘩病、破伤风及各种性病。此外，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近代中国的疫病种类也激增，“世界各国的热带病，除少数特别的疾病外我国都有”。6、14和19世纪发生的三次鼠疫，都造成数千万乃至上亿人死亡，而“这三次鼠疫大流行，都与中国有关”。可见，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面临多种疫病威胁的国家。

（二）我国传统防疫

1.重视预防及己病早治

谚说：“得病如墙倒，治病如抽丝”。古代，许多病症很难治好，注重预防、力求不得病，无疑是上策。古人很早就有“上古治未病，不治已病”的思想。《黄帝内经·素问》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周易》说，“君子思患而预防之”。《淮南子·说山训》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司马迁说：“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己，身可活也”。孙思邈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元代朱震亨强调，“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曾国藩主张有病应早治，若“失今不治，必为瘤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己”。

2.饮食卫生

人工取火缩短了消化过程、改善了饮食条件、减少了疫病传播，实为防疫一大进步。《韩非子》说：“上古之世……民食果厩蚌哈，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周礼》说：“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孔子说：“食不厌其精，脍不厌其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这表明时人已有了初步防疫经验。除膳食外，人们对水源安全也很重视，殷商都城考古发掘显示，当时城市己有地下水道建设。春秋战国时期更出现了陶制引水管。

《管子》中说：“当春三月……抒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周易》说“井者，法也”。《春秋左传，成公六年》记载：“土厚水深，居之不疾（疫）”。《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李时珍讲“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近处江湖来者次之”。

3.城市卫生

城市人员汇杂，卫生条件直接关系疫病滋生及传播。2005年1月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报道，西周许多城市己有较完善的排水系统。

《礼记，月令》也提到当时城市建设中的导渠排污问题，所谓“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通”。元大都城内己有完整的排水系统。排水渠为明渠，用石条砌成，宽1米，深1.5米。其中干渠排水方向与都城地形坡度相一致，并在城墙底部设有涵洞，将城中污水排出城外。秦汉后，各代王朝都很重视城市公共卫生，汉代己创制洒水车，在都市设置公厕。马可·波罗笔下的汉八里城不允许“埋葬尸骸”，偶像教徒尸身须运至城外指定处焚烧。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信教徒亦须在远离城市的郊外下葬，故“城内最适宜于卫生”。清代，每年春天京城开地沟，以通地气，“届时由管理沟渠河道大臣及巡城御史董理其事”，把各街地沟翻开进行清理。这些做法，对防止疫病在城市滋生蔓延有积极意义。

4.个人卫生

古代先民很早就有定期沐浴习惯。“五日则潭汤清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潭汤清嵋，足垢，炊汤清洗。”“鸡初鸣，咸盟漱”。“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讲的就是通过清洁来疗治疾疫。汉代以前，官吏三天休沐一次，汉时“吏五日得以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泉州城“浴所三千，由诸泉供给，人们常乐浴其中，有时足容百人同浴而有余”。另一城市还设众多冷水浴场，场中有男女仆役“辅助男女浴人沐浴”，当地人年幼时即开始不分季候，“习于冷水浴，据云此事极适卫生”，更有一批“土人每日早起非浴后不进食”。民国时，天津妇女多在六月六沐发，“谓可不腻不垢”，以免生疫。

5.接种人痘，预防天花

人痘种植是受传统“以毒攻毒”理论启发，逐渐成熟起来的。3世纪，医学家葛洪就用狂犬脑敷涂伤口，预防狂犬病。7世纪，孙思邈利用病人生疮处的脓汁、血汁，给健康人接种，以预防、治疗疖病。人痘接种法最早期起于何时，说法不一。多认为始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余新忠认为人痘术发明应在16世纪中后期。梁峻等人认为11世纪中国发明人痘接种法确有其可能性，但在全国范围内盛行起来，引起医家的普遍重视，也就是说真正发挥其预防天花的作用，还得在16世纪之后。“经过长期发展，种痘技艺不断改进。种法有四种即痘衣法、痘浆法、旱痘法和水痘（苗）法。”然即四者而较之，水苗（痘）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夫水苗之所以善者，以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接种之后，小而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可法可传，为种痘中最优者。”随着人痘术推广，天花在清代逐步得到控制。人痘种植术为近代人工免疫法先驱，是我国、也是世界防疫史上的一个创举。

6.早发现、早隔离及早处置

这种思想在秦汉前就已萌生。据说孔子弟子冉伯牛因患麻风病而被安置一间单独小屋，孔子还前往探视。秦汉时，政府已设病人坊，用于隔离传疫者。秦时病迁所，就是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就云梦竹简《封诊式》看，早在秦代就已建立了一套针对疫病患者的报告、鉴定和隔离制度。

西汉应疫措施较完善，通常有减免赋税、劳役，进而减少人口流动；对官员“损膳减乐”；对染疫患者实行隔离等。所谓“民疾疫者，舌（舍）空邸地，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东汉除承继西汉防疫政策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162年，大将皇甫规在军中设隔离病人的庵庐，这是中国军队设隔离病房之始。唐中央政府还多次派遣医疗队，赴疫区进行医疗救助。636年，关东、河东疫病流行，唐太宗诏令医生携药前往救治。917年，政府规定凡是疫病流行区，都要派人选定良效医方，以告示形式公布于交通要道，方便患者取用。“从唐高祖开始，历任皇帝都积极掩埋暴尸骸骨，移风易俗”。北宋9位皇帝，6位通晓医学，政府对防疫较重视，疫发时，通常派官巡视，赐药颁方，宋仁宗还将自己珍贵药材一一通天犀，“碎之以救民疫”，受其影响，“一些文人富豪也积极捐赠抗疫。”宋元枯四至五年（1089—1090年）杭州发疫，苏轼即捐资修建了类似今天的传染病医院。

明代，闽粤地区对麻风病人隔离己成惯例。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福建闽县养济院改作麻风病隔离院，“以处恶疾”。入院患者“月有米，岁有衣，禁其入城”。元末农民战争造成巨大人口死亡，为防止疫发，朱元璋派人到处搜埋各地遗骸尸首。明成祖继续这一传统，永乐二年（1404年）一次就搜瘫10万具尸骨。这些举措对减少疫病流行确实有重要作用。疫发后，明政府常采取的办法有“施散医药”、“减免梁税”等。嘉庆十八年（1541年），嘉靖帝亲验方书，创制防疫处方“济疫小饮子”，颁行全国，指导防疫。苏峻等人对1587年明政府在京城一带的防疫措施给予较高评价，说这在“封建社会政府组织控制流行病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典型范例。”的确，积极救助可遏制疫势蔓延，收到“疫生阻变”之效。

清代疫病流行较为猖獗，从1644年入主中原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200年间，有记载疫灾达79次。统治者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总的说，效果不理想，“尤其是乾隆以后，这项工作逐步松弛”，社会抗御疾疫能力脆弱。余新忠认为清政府对瘟疫救疗态度是消极的，“国家缺乏救疗疾病制度上的规定”。梁其姿认为，宋元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政府这方面职能没有太大发展，呈萎缩之势。

明清时期，对疫病成因的探索取得了一定进步。吴有性所著《瘟疫论》一书阐明的“杂气病源说”，突破了以往“六淫学说”和张仲景《伤寒论》，所创立的温病病因学基础“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的临床特征基本相符”。吴氏认为疫是由“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而成，鸡瘟死鸡，猪瘟死猪，牛马瘟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饥馑兵凶年尤能诱发疫灾，原因在于社会秩序被打乱，人口死亡增加，尸身不能得到合理处置，“播柴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污秽，上混苍天清净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在其中，无隙可避”，故人之受疫，“亲上亲下，病从其类”。关于治疫，吴主张“贵乎早逐”，“急症急攻”。《瘟疫论》是防疫史上的重要医典，后被人称为“中医发展史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中国传统防疫虽有光辉过去，但往往政随人息，不能形成制度加以传承，同时，传统文化对疫病成因、流行及防治作不出科学解释，从张仲景到吴有性对疫病成因及传播规律认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所以，面对疫病肆虐，人们普遍缺乏胜瘟神的信心。统治者应对疫病流行往往侧重于灾后救助，一直没建立起“事发前预防、事发后止变”的机制。他们看重的是江山社程，文章礼法，所轻者是医理、药剂，医生地位极其下贱。业医者为避免同业竞争，医学知识传播十分保守，并特意附会上神秘色彩，即使像扁鹊、华佗、孙思邈、葛洪等有名医生，“都带有几分妖邪滋味”，这不但“失去医药真义，且大背科学的定程”。人们祭拜孙思邈的原因之一就是，“孙真人，授龙宫之秘，普救万方，而以药王为宗。此万古崇祀所由来”。峙申与人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不是神鬼对手，因此，神、巫、医混淆局面既阻碍了医学发展，又不利向民间普及防疫知识。

（三）中医防疫思想

极具传染性的疾病被称为“瘟疫”，曾给古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使人们增强了危机意识，并继而有了防灾减害的思想，这促使中医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应对它，并在各种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www.xing528.com)

中医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其本身是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和步骤的，体现为一个过程，要注意把握事物发展的先兆，早防早治，这就是中医未病防病、已病防传的预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隔离检疫，切断传染源

疫病大多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是有效控制疫病流行的先决条件，古人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疫病患者的隔离是极其重要的，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初步建立了专门的隔离治疗区域，史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同时，对于密切接触者也予以了高度重视，《晋书》中载“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不得入宫”，后世则有“患痘疮，无论兄弟妻子，但一切避匿不相见”之说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描述接触肺痔时指出“凡近视此病者，不宜饥饿，虚者需服补药，宜佩安息香及路香，则虫鬼不敢侵也”《疫痴草》则说“家有疫痴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痴而预使弟服药，若弟发痴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才且医者”宜远座不宜近对，即诊病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于病者之家。《治疫全书》更强调指出“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

随着社会变迁，历代疫病流行时官方或民间慈善机构所采取的隔离检疫制度和手段，也不断发展，除人群隔离外还曾实行过地区、国家间的隔离制度，如清代的《海录》就记载了为防痘疮传入而对外来海船进行海港检疫的制度。

隔离检疫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在有效控制疫病暴发流行和保护易感人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主动防疫，先发以制邪

中医历来推崇顺应四时，天人合一的“柔顺”养生观宋代《重修本草》指出“防患须在闲口，故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此圣人之预戒哉也”中医认为顺应自然，颐养正气，增强体质，才能有效避免致病因素的侵袭，防止疾病的发生。《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正是基于这种阴阳和调、邪不干正的认识，中医特别强调主动防疫的重要性人痘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发明，认为人痘“疹子则与痘疹相似，彼此传染，但发过不再作耳”清代朱奕梁《种痘心法》则称“痘苗传播愈久，药力提拔愈清，人工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本草纲目》中载“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于颤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同时，中医还认为要重视个人防护，避免污秽之气，可防比传染病的发生，如“入疫病家，用雄黄涂鼻孔内，或香油涂鼻孔，或饮雄黄烧酒一杯，或食大蒜数瓣，……则所至不染”；“凡天行时疫，传染邪气，多于鼻孔吸入，若往病家，须用烧酒涂鼻，或用人马平安散涂鼻，要必饱食之后，饮酒数杯，方可出门”等都是个人防护的典型记录再如新年时饮屠苏酒，立春后庚子口宜合家服用蔓着汁等也都是古代行之有效的防疫习俗。

3.药物预防，手段宜多样化

在治疗上，中医强调“宜早治，始则容易，履霜不谨，坚冰而至”在疫病的预防上，也强调除做好隔离并保持良好的环境、个人、饮食卫生习惯外，尚需重视药物预防中医药物预防不仅是要针对病源，更强调扶正预防《诸病源候论》中指出“人感乖候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需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内服、外用、佩带、悬挂和烧熏等都是药物预防所经常采用的重要方法。

《素问·遗篇》载有“小金丹·一服十粒，无疫干也”《肘后救急方》更列出了40余首防治方药，并记载饮屠苏酒可“辟疫气令人不染瘟病及伤寒”，并提出“饮先从小起……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瘟气也”，这些经验之谈多为后世延用在服药方法上所强调的预防用药需讲究连续性和广泛性，对后人影响亦很大。

此外多种途径用药预防的手段，也被作为综合预防的方法予以采用，使得预防效果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仰寸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己载有用雄黄散涂于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等部位的方法；《延年秘录》《备急千金要方》则载有用门上悬挂桑根或身上佩带药囊的方法；《备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等还多处记载，疫气流行之时可于房内焚烧苍术、艾叶、白芷、丁香、硫黄等以进行空气消毒。

三、中医药防治

（一）中医理论对新突发传染病的认识

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我国是传染病高发国家，从公元前674年到鸦片战争，发生疫病流行不下500次，而每次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都伴随着中医治瘟疫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对传染病的描述，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温病大行，远近咸若”，“病大至，民善暴死”。《伤寒杂病论》也是疫病论治的理论总结。之后如明末清初年间，吴又可所著《瘟疫论》、清代叶天士所著《温病条辨》及清代余师愚所著《疫疹一得》均是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理论渊源。

传染病在中医学中属于疫、疫病、瘟疫、热病、伤寒、温病和外感病等范畴。病因学说方面，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淫”为外感病的病因，统称外邪。仲景时代强调“寒”邪。金元时代刘河间创立“六气皆从火化”的新说，这是“温病学说”的启蒙时代。明代吴又可《瘟疫论》对急性传染病的病因提出“庆气”、“厉气”说，之后考虑病因的多样性又提出“杂气”说。病机理论方面，创建了著名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以及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八纲辨证等多种辨证体系。不同邪气导致瘟疫具有不同的病机特点和演变规律，疾病初期常处于卫分、气分或局限于单一脏腑或上焦，病情快速进展可直接入血分或波及多个脏腑涉及上中下三焦。

这与西医学理论对新突发传染病的认识是一致的，西医学认为不同的病毒感染或不同病毒基因型的感染可导致不同的病理状态及结局，疾病初期常以发热或伴有咳嗽、皮疹等波及单一系统的表现，病情进展可迅速波及多个系统，出现多器官病变乃至多器官功能衰竭或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改变。尽管传染病的传变不能完全遵循温病理论的卫—气—营—血或上焦—中焦—下焦方式，但这些理论结合中医的八纲辨证仍可作为较好的理论参考。

1.立足体系，科学防疫

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缺失或者说太不健全。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多在法定的传染病医院，全国竟有九个省会城市的传染病医院没有中医科。有中医科的单位，开展的中医药防治工作也十分有限。人的医乏和组织机构的不健全是必须立刻解决的大问题。教训在于，SARS过后的防疫工作重点仍是应对事件本身，而缺乏长远的观点和科学的防控理念，中医药的防疫体系依然被忽视。

其二，由于体系的不健全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说得多，干的少。中医药的防治方案出台了，但在临床实践中的实施太少了，仅个别地区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中医药的人在实施的地方实施的时间面对实施的病人。人的医乏导致了大多中医药防控疫病的科研工作水平低下，所以要重视中医疫病人才的培养。

有的单位有人才和客观研究能力，但是缺乏科学研究的意识，只满足于医疗上的常规工作，缺少科学的探索和冒险精神，更没有打好大仗的思想准备。没有认真研究和讨论临床研究的六大关键环节，即纳入标准、合适的对照、随机分配、盲法、报告所有的入选病例的结果、选择明确的有临床意义的以病人为基础的结局指标。特别是结局指标的选取和病例报告表制作等细节工作没有认真研究和讨论。

某些基层单位人员的临床研究素质更是堪忧，科研理念淡薄，缺乏灵活的工作方式。作为一个合格的科研人员应该知道，没有良好的科研硬件，就要自己创造性地去研究，让现有的工作条件成为可行的科研条件；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有困难，也可选择临床对照试验、半随机对照试验、非随机对照试验、成组序贯试验等方法。倘若只是身陷日常临床工作，而不着眼科研探索，是不完整的医疗工作。

有些人员科学研究时只关注于现代医学科研方法要求，不从中医药的自身优势出发，不深入地探究中医药的科学内涵，从而使中医防疫存在特色不清、优势不明、机制混沌、信心不够等不足。

其他如组织机构不健全、管理上失控等不述之。现在该是国家痛下决心构建中医药防控疫病体系的时候了，要立足于全方位、大系统和重长远、重人才的目标上，协调一致，统一指挥，整合力量，才能高效工作，早出成果，多出业绩，让中医药防治甲流的技术成果有更大的可及性。

2.发挥优势，突出三重

中医药防控甲流科研工作必须建立在以中医药学科的主体性发展上，要突出中医药自身的特色与临床整体优势，突出三个重点。

（二）要重视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人才培养

以人为本，人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医的瘟疫理论、温病理论等辨证论治、辨体论治的个体化诊疗是本，必须加强对其的掌握和临床应用的意识；现代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也是当务之急需；临床思维的培养和科学的开创性地开展临床医疗工作也同样重要，也是提高科学的解决临床问题能力的重要方面；为科学而奉献的精神也是从事中医药科学防治疫病的临床与科研工作所必须。这一切，都离不开优秀的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临床和科研人才。

（三）要突显中医药学术的主体性作用

要根据采集的不同个体的不同信息去把握疾病的动态变化，有效地实现不同个体维护健康、防治未病的目标，完成形神一体的动态稳定。要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因时、因地制宜，最大化地发挥整体观念优势。采用自然、整体的诊治方法去调治病人的阴阳、和谐病人的脏腑、维护病人的生命状态。尽最大可能地保护病人的整体利益，最大限度地针对个体进行最高化诊疗，进以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价值，最大限度地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最优化的使用医疗保健费用。这些中医药的主体性作用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实现中医药防控疫病的最大效能。

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研究思路是十分狭小的，也是十分被动的。中医学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异曲同工，围绕病人这一核心，对个体的体质、微生态环境、机体对微生物的黏附与整体反应（远程调控机制）、自然因素（季节气候）、社会因素（趋同状态）等方面加以综合研究，强调个体化的诊疗模式，关注病人最大化的价值理念，融入人文关怀。将整体、动态、系统的中医疫病防控思想与传统的中医药方法相结合。满足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与科学求证相结合。如香疗法有上千年的应用历史，也有一些导航性的研究，但其研究方法不规范，科学论证证据不充分，结论有限。

未病先防、己病防变、既病防复的治未病理念是中医的一大优势。治未病对中医学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理念必须贯彻在中医药防控疫病的始终。饮食调养、运动强体、心理调适等生活方式对健康的贡献度为60%，而医疗的贡献度为8%，这也是当今医学模式决定的必然。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是宏观层次的未病理念。中医治未病的脏腑也有太多需要关注的内容：为什么中医认为温病转变的重心在于阳明？经证可解、腑证可通，其逆犯心包的途径也是由“胃之支脉，上贯心脑”（《重订通俗伤寒论》）而实现的。阻断病势是其核心。

四、中药在预防新突发传染病的应用

中医药在应对新突发传染病的过程中，与西医学具有类似的诊疗理念，强调以预防疾病为上策。《黄帝内经》有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其中“治未病”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及发展，其理论思想是：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古代医书中也记载了很多关于瘟疫流行时的预防措施，如《千金要方》中载有辟温杀鬼丸、雄黄丸，这些药物具有避免邪毒、防比“卒中恶病及时疫”之功；《本草纲目》等书中记载，谓凡疫气流传，可于房内用苍术、艾叶、白芷、丁香和硫黄等焚烧以进行空气消毒辟秽，类似于现代所谓的“空气消毒”。《外台秘要》中将“辟温病粉身散”搽于全身皮肤上进行预防，明清之际用雄黄酒外涂，亦有较好效果。

此外，中医预防疾病强调固护机体正气。《素问遗篇·刺法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人体脏腑功能正常，正气旺盛，气血充盈流畅，卫外固入侵，内邪难于产生，机体就不会发病。可见中医早已认识到增强人体体质的重要性，重视增强人体体质，重视预防疾病。基于这种理论，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赴塞拉利昂医疗队在埃博拉肆虐时期、也尝试给予清热凉血、益气解毒的中医治法、收到不错的效果。

（一）中药在新突发传染病早中期介入的特点

中医在瘟疫发生初期即可进行辨证治疗，而边医则需查明病原体后施以有效药物。中医理论认为在新突发传染病早期阶段，发热为邪气（或风，或寒，或热，或湿）侵犯人体后，出现邪正交争、卫阳被遏热邪亢盛、肺热奎盛等病机，有恶寒发热、壮热、祖来寒热等区别。治疗上，以辛凉解表、宣肺化湿为IG则，可用银翘散合麻杏石甘汤、升降散加减；属湿拱蕴毒者，治以清热化湿解毒，用甘露消毒丹加减；瘾邪阻少阳者，治以清泄少阳、分消湿热，用篙答清肛汤加减；属邪伏膜原者，治以疏达膜原湿热，用达膺饮加减；属热入营分、耗气伤阴者，治以清营解毒、益气养阴，用清营汤合生脉散加减；当出现气分四达症时也可使用白虎汤等，上述方药临床应当辨证似用。

新突发传染病的早期通常都有发热的表现，女人传统的伤寒、温病、瘟疫和疫病等，以及近年来暴朱的登革热、禽流感、甲型流感、SARS和埃博拉病套病等，在早期均有发热的表现，部分疾病可能伴有疹及呼吸道的表现。因此，发热状态常被作为疾病谨断及疑似病例排查的重要标准。西医学认为发热的膺因与病原体作用于机体后释放大量毒素、改变体温调定点有关，在病因不明时常使用解热镇痛剂及抗生素对症治疗；病因明确后给予特异性抗体或生物制剂等。然而，特异性抗体或疫苗的研究用于新突发很染病的治疗相对滞后，通常需要一定的研究周期及实验，不能及时用于临床。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医参的早期干预是具有优势的。如在H1N1流行期间，王晨院士的学术团队观察了麻杏石甘汤联合银翘散IG疗组的退热效果优于对照组，肯定了中医药干预优势。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援塞第二批医疗队刚员、中医专家杜宁副主任医师介绍，使用以清热凉价解毒为主的药物（金银花、生地和生石膏等）对埃禅拉病毒病进行干预，在退热、阻断病情进展以及降伯病死率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二）中药在新突发传染病极期介入的特点

新突发传染病发展至极期，可表现为高热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或多脏器功能的受损，死亡率极高。该阶段，单纯的抗病毒或抗细菌的治疗已不能逆转病势，西医的治疗以对症治疗为主，有时根据病情需要可能会使用一定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整体预后不佳。

从中医的角度，传染病发展至极期，邪毒耗伤正气，常出现毒热奎肺，甚则闭肺，邪毒内陷，甚至证情危重而为逆转心包，邪入下焦，出现内闭外脱，气阴耗竭，正气亡脱。疫病的危重险症在《温病条辨》的上焦篇第11条吴氏自注曰：“细按温病死状百端，大纲不越五条。在上焦有二，一曰肺之化源绝者死；二曰心神内闭，内闭外脱者死。在中焦有二：一曰阳明太实，土克水者死；二曰脾郁发黄，黄极则诸窍为闭，秽浊塞窍者死。在下焦则无非热邪深入，消烁津液，涸尽而死也。”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描述瘟疫一日三变，见于舌苔白苔如积粉，午前变黄色，午后通舌变黑生刺，次早鼻黑苔刺如失，并且指出：“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在后来的《伤寒瘟疫条辨》和《温热逢源》等著作中也有很多关于重症传染病的记载。其中涉及危重险症抢救方药，如：开窍醒神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丸和至宝丹等。清退高热用白虎汤、清瘟败毒饮。息风用羚羊角、钩藤。凉血止血用犀角地黄汤（犀牛角用水牛角替代）。辟浊用达原饮、升降散。这些方药在非典型肺炎、登革热、流行性出血热和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疾病的治疗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阶段要时刻注意扶助正气，如加用红参、西洋参和生黄芪等。中药注射液可选用生脉注射液、参脉注射液和参附注射液等。近几十年不断提速的中药剂型改革，特别是中药注射剂的出现，更是直接推动了中医对危重急症的治疗。尽管中医药在传染病极期的治疗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然而早期运用益气固本法仍是阻断本病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三）中药治疗新突发传染病的现代药理学研究

随着现代药理学的发展，中药的研究也从临床疗效细化到作用机制的研究，力求能够对疗效“说得明白”。中药的作用通常是系统治疗多个靶点，以抗病毒作用及调节免疫的作用较为突出。

1.抗病毒作用

目前已有很多单味中药被证实能直接灭活或抑制病毒，常用的有连翘、黄答、牛薯子、金银花、柴胡、鱼腥草、板蓝根、大青叶和羌活等。有些中草药可通过诱生干扰素或促进机体免疫功能而达到间接抗病毒的作用，常用的有黄芪、人参、获菩、猪菩、党参、山药、首乌、灵芝、山茱萸、当归、构祀子和虫草等。有些药物配伍后在抗病毒方面具有协同作用，一些疗效确切的方药被加工成固定的剂型，常用的有双黄连口服液、小柴胡颗粒、清瘟败毒饮和抗病毒颗粒等。

2.调节免疫功能

多种中药中含有的有机酸类、多糖类、普类、生物碱类和挥发油类等物质，能够使机体自身的适应力和免疫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全面调整，进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如多糖、普类等既能提高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细胞毒T细胞和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等对抗原的处理效应，又具有良好的生物反应调节作用。黄芪、人参和海藻等含有中药多糖及皂普的药物能增强禽流感灭活油乳剂疫苗免疫效果。人参多糖对干扰素的产生也有促进作用。黄芪普、淫羊蕾普、人参皂普和柴胡皂普等都对机体的免疫力有很好的调节作用。中医扶正固表经典方药玉屏风散，由防风、黄芪、白术组成，对流行性感冒有较好的预防疗效，现代免疫药理研究表明，玉屏风散对免疫系统有广泛的影响，包括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和免疫调节等。抗击“非典”期间使用的中药复方大多数包含玉屏风散中的黄芪、白术和防风、对降低病死率有一定临床价值。

（四）中医药在防治新突发传染病中的优势

药源丰富，就地取材目前很多传染病高发的国家和地区卫生资源相对薄弱，缺医少药问题还未有效地得到解决，因此单靠西药防治疾病还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而中药多数是一些植物及矿物，乡村、山区到处可见，中药材资源广泛，成本低廉，若用于防病，常可“信手采来”，用之不尽，制作方便。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较疫苗更具优势。

不受病毒变异的影响，多靶点作用中药干预新突发传染病史基于中医的辨证施治理论，同时具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由于中药有效成分的多元化，病毒对其也很少产生抗药性，因此不容易受病毒变异的影响。此外，由于中药的成分丰富，作用通常是多靶点多方位的，如：在抗病毒同时兼有解热、抗炎等作用，对病毒引起的感染具有多重作用，如缩短发热的时间、控制炎症的扩散和促进炎症的吸收等，即对病毒以及病毒引起的病理反应能多途径、多方位作用，如金银花、连翘、大青叶和鱼腥草等；在抗病毒同时兼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能阻比病毒进入细胞组织，如黄芪、灵芝和西洋参等；在抗病毒同时，一般很少损伤正常组织细胞，不良反应较小，如菊花、当归等。

综上，中医药干预新突发传染病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及西医学无法取代的优势，应该鼓励中医药在新突发传染病的运用，并结合新时代背景下新的病种，积极主动地完善相关理论，结合现代药理学知识进行机制方面的研究及有效药物的开发。

五、中医药防疫科学研究

（一）要规范标准与过程质量

当今的医疗保健时代是循证医学与个体化两大趋势并举的时代，全球一体化是社会、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的共同特征。医疗保健方面的证据讲求其来源的科学性，金标准是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临床研究要规范六大关键环节，并且要求有相对严格的过程化的质量控制办法。中医药防疫科研项目更应重点审核：科学背景和对其原理的解释、受试者的适合标准以及资料收集的环境和地点、各组干预措施的准确资料以及课题实际实施的方法和时间、特殊的目的和假设、明确定义主要和次要结果的测量方法。

应从科研的设计、实施到结果的总结，都尽可能关注细节，从而保证研究者对研究质量有更好地掌握。如：评估人员的培训，样本量的确定，随机分配方法（包括模块化分层、随机分配顺序的产生方法、是否隐藏），是否盲法（包括评价盲法是否成功），统计学方法与附加分析（如亚组分析和调整分析等方法），详细的结果（包括负性事件或副作用），对结果的全面解释（包括偏倚和不精确的原因分析、与结果多样性相关的危险性、试验结果的可推广性、外部有效性）。

（二）政府统筹，发挥效能

医学的政治化也是当今医疗保健的一大发展方向，只是少有人明确提出罢了。医学的发展是在政治的巨大需求下推动而完成的。现代西医的发展更加明显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急救医学是伴随二次世界大战而成长的；现代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防治有2/3不是依靠医疗保健的作用而是依靠政治力量（健康教育等）实现的。这是医学模式的转变，人类认识健康与疾病的进步相关的，是当今医疗保健的一大重点内容。中医药防控疫病的体系建设如果没有政治力量的介入是不可能实现的。医学的政治与医学的学术二者是相互支撑的。其实，诸如体系类项目本身就是政治类的医学课题，其也是依靠科学、求是、准确、及时等原则而展开，也要拿出科学的证据，为政治的决策提供依据，并加以有针对性地实施行动给予相应的服务，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可观的社会利益和经济效益。

中医药防控疾病体系建设首要的工作是尽快解决体系建设中机构缺失等问题。必须在各级各类传染病医院中设置中医科，包括人员的编制、科室的建设标准等，并像社区工作那样有配套的政策文件保障。这是最为基础和根本的任务，必须经由行政力量才能完成。

二是发挥政府的统合力量，最有效地协调“多兵种的集团军作战”，集中优势打大仗。避免各自为政、小而散、浅而缺等造成资源上的浪费。要统筹国家、省市、县区等多层面的防治体系，形成信息顺畅的整体网络，要整合可以利用的科技资源，建设有必要的资源如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P4实验室）等。

三是合理地统合社会资源。如有许多企业对甲流的科学研究积极性很高，理应加入到中医药防控疫病的体系之中。对于中医现有的有积极性的医疗机构，条件成熟者可以考虑组建传染病科，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四是构建全国的中医药防治疫病人才网络和学术交流平台，适时地将临床实际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拿出来共同研讨解决。如疫病中的高热个体化方案、循证证据的快速提供方法、高效方药的筛选策略等，均需要政治力量的统筹安排才能最优化。

五是制定中医药防控疫病的科研实施预案。鼓励探索性的研究项目同时，也应针对国情，选取一定的疫病病种进行中医药防控疫病的科研实施预案的专家论证与具体的方案制定，为今后更加高效地提供科学、有力的证据而展开卓有成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