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劳动权保障之正当性，显而易见。劳动不仅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还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2]正是由于劳动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近代以来的各国宪法纷纷规定了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除此之外，我国《宪法》第4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各国宪法以及国际公约之所以都对公民的劳动权提供了充分的立法保障，将各国公民的劳动权置于了极高的地位，正是由劳动权作为人的生存权这一基本权利所决定的。
然而，劳动权保障的正当性并非为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正当性依据和理由。因为，如前所述，即便是保护弱者，也不应超越法律，不应通过调整法律规则来迁就弱者即倾斜保护，而应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应“强调一般性，而较少考虑特殊性”，这是“同等法律保护的精髓”。在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并非仅有劳动合同法极少数部门立法，除此之外，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针对弱势群体的特别立法。不但如此，在婚姻法、教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中，甚至包括宪法在内的诸多法律文件，也都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具体条款或法律规范。况且，对“弱势群体”或“弱者”概念本身的界定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法律问题。正如苏力先生所言：“‘弱者’‘强者’之分别并不总是确定的，在社会普遍有保护‘弱者’的心态下，弱者未必就弱，强者未必就强。”[43](www.xing528.com)
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指出：“要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这个没有问题，谁也不能反对，我们认为必须保护。但也不能过了度，因为反过来说，这会不会有损害企业家利益的地方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搞得过分了，经济发展就放缓。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还比较便宜，劳动保障条件肯定比不上西方国家，如果现在片面强调必须跟那些国家一样高，弄不好可能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所以一个法律不仅要兼顾两方面的利益，还要从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历史阶段来考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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