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的相关研究现状

1.金融素养内涵

如何对金融素养进行定义，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把金融素养定义为与储蓄、投资、保险和预算相关的资金管理基本知识，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金融素养是一个广泛的经济概念，它包含个人对经济事务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与影响家庭决策的经济事务有关。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个人金融意识对金融素养的重要性。

1999年，美国国家经济教育委员会（NCEE）提出经济原理、经济知识以及关键的经济术语，是具有金融素养的人需要掌握的基础。Cutler和Devlin（2000）认同此类定义，并提出一个具备一定金融理财相关知识的人才能被认为是真正具有一定金融素养的人。Lusardi（2008）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仅仅了解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复利之间的差异是不够的，一个具备金融素养的人还应该了解一些分散金融风险的知识。Sandra（2011）也强调个人金融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金融知识是金融技能与金融意识的基础，个人在追求其一生的金融福祉而进行资金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金融知识。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仅仅强调了金融知识对个人金融素养的重要性。

相当一部分学者不认同以上观点，他们认为金融素养不单是个人的金融知识水平，还包括个人对金融知识的运用能力。Noctor和Stoney等（1992）提出金融素养是一种个人能力，具有金融素养的个人能在使用和管理财务时做出有效的决定和合理的判断。Schagen和Lines（1996）对金融素养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他们认为一个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被认为具有金融素养：了解资金管理的核心概念；具有金融运作的实际经验；具有针对一般问题和特定分析和解决能力；知道如何有序地进行财务管理。Kirsch（2001）认为用文字、图表和算术来处理信息的能力才应该被定义为金融素养。但这种描述缺乏透明度，对金融素养测度工具理论的准确描述十分不利。通过研究大量文献，Hogarth（2002）发现虽然各研究对金融素养的定义存在差异，但对于金融行为方面的描述却有显著的一致性，他们都认为一个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人应该具有以下特点：①掌握资金和资产管理、储蓄、投资、信贷、保险和税务的相关知识；②了解资金和资产管理的基本概念；③能使用这些知识进行规划和实施财务决策。Calvet和Campbell等（2005）认为金融素养是避免做出错误金融决策的能力，他们基于三个典型投资错误（非分散化投资、风险承担惯性、股票持有的处置效应），结合教育水平变量，构造了一个金融素养指数，然后采用瑞典家庭微观数据验证了家庭资产配置效率与金融素养之间的关系。Servon和Kaestner（2008）指出具有金融素养的人必须具有两种能力：能理解金融概念以及会运用金融概念。朱涛和钱锐等（2015）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依据所获取的经济金融信息，进行财务规划、按期归还债务、提前规划退休储蓄和积累财富，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具有金融素养的。Nejad（2016）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由于必要金融技能和知识的缺失，少数民族的女性更容易面临财务风险。张安然（2016）通过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调查，指出金融素养与网贷行为和网贷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以上学者对金融素养的研究和定义表明，金融素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金融基本概念的理解能力；二是与金融相关的管理能力。

随着对金融素养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融意识也被纳入金融素养的研究范畴。Mason和Wilson（2000）认为具备金融素养的人不仅能获得、理解和评估相关信息，还可以利用它们来进行金融决策，并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后果有所预防。Schagen（2007）提出，金融素养不仅包括个人进行消费、储蓄和信贷决策的能力，也包括对所做决策进行明智判断的能力。Natalie和Newton等（2010）将金融素养定义为利用预算、储蓄和投资来进行资金管理的能力，他们指出当学生进行日常经济活动时，金融素养能帮助他们提高做出有效资金管理决策的意识。Ali（2013）则认为具备金融素养的人需要具备利用必要的知识、能力和工具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的能力，能有效地管理个人财富和提高对最佳金融产品的需求率。王丹丹（2014）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金融素养与北京市居民退休规划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是否进行退休规划与个人金融素养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课题组（2015）选择全国9个代表省份的5 400个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社会热点相关的金融知识需求最明显。候昱薇（2017）认为金融素养水平对投资者的偏好有重要的影响。伍再花和谢北辰（2017）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股市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长会随着户主金融素养的改善而显著提高。以上学者认为金融素养不仅包括了金融知识和能力，也涵盖了金融意识。

综上所述，金融素养的内涵大致包括以下3个方面：金融知识，即掌握储蓄、贷款、投资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即在日常财务生活中，对所掌握金融知识进行运用的能力；金融意识，即能够意识到金融活动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

2.金融素养测度

金融素养测度是评估不同地区和各层次人群的金融素养差异性的基础。它不仅为金融教育有效性评估提供依据，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金融教育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在金融素养测度的过程中，选择科学有效的方法，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在金融素养领域取得更大幅度的提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领域关于金融素养的评估体系没有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

Danes和Hira（1987）调查了来自爱荷华州立大学的323名学生，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个人贷款、保险、信用卡、记账和整体财务管理。他们发现，参与者整体对资金管理、信用卡和保险知识都不太了解。他们还发现，男性了解更多的保险和个人贷款知识，女性则更容易管理好自身的财务，已婚学生在个人理财方面表现更好。Volpe和Chen等（1996）把调查重点放在了投资方面，他们调查了来自美国中西部一所州立大学的454名学生，发现参与者回答金融相关问题的平均正确率为44%，因此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融素养。他们还发现，男生比女生掌握的金融知识更多，商业专业的参与者比其他专业的统计结果更好。Schagen和Lines（1996）对英国成年人的金融素养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以下群体特别容易遇到债务困难：正在工作或接受培训的16～21岁年轻人；独居的高学历学生；单亲家长；拥有住房补贴的家庭。在Schagen和Lines的研究中，受访者被问及对储蓄和贷款的态度、银行卡的使用情况、如何管理自己的交易账户、家庭资金的管理者以及处理金钱事务的信心。此外，受访者还被问及对金融市场和工具、财务决策、解决财务问题和财务规划方面的认识。调查结果发现，公众喜欢储蓄并且倾向理智贷款，大部分受访者知道他们目前的余额并有保留银行交易信息记录的习惯，并且能够充满信心地处理财务方面的事务。Mandell（1997）对来自美国63所不同学校的1 509名高中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资金管理、储蓄、投资和支出方面，被调查者只获得了57%的平均正确率，据此他提出当学生离开学校后踏入社会，将不能明智地做出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金融决策。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协会（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1997）对美国1 770个家庭的金融知识进行了调查，发现总体的平均得分为42%。这一结果显示，家庭财务决策者并没有掌握好基本财务理念。在另一项对522名成年女性的研究中，56%的受访者对投资都不太了解。

为了能够横向比较各国居民金融素养，200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始着力促使各国建立金融素养标准化的测度工具，同时，INFE也发起调查以了解金融素养在各国间的差异。该项调查考虑到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技能和金融态度4个方面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选取12个试点国家，设计了能够适用于12个试点国家的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社会人口统计学相关问题；针对金融素养方面的19个问题，其中主要考查金融知识，包括通货膨胀、利率以及理财投资等内容，还考查了金融行为和态度，包含如何选择金融产品、控制收支相抵和进行金融规划3个方面。(www.xing528.com)

Huston（2010）总结了2000年以后有关金融素养测度研究的文献，指出金融基本概念、借贷概念、投资概念和风险预防概念是完备的金融素养测度至少应包含的四个维度。已有研究对前三个概念的覆盖率超过50%，但对最后一个概念的覆盖率只有33%，而对这四个概念全部覆盖的研究仅占25%。对金融素养测度研究的片面性，将造成具有偏差的金融素养水平测度结果，进而影响提高金融素养水平的各项对策的实施。Atkinson和Messy（2011）认为构建标准金融素养测度工具的主要基础是“一贯可比性”，缺失一贯可比性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问卷所涉及问题的翻译和解释、抽样过程和后续的结果分析造成影响，对金融素养测度工具的准确描述形成阻碍。

在中国居民金融素养的调查方面，2012年起，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开始一系列以中国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在校大学生以及成年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极低。王宇熹（2013）针对18～65周岁的居民，在上海市市区人口流动密集地点开展了金融素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在不同人群中具有显著差异且我国居民金融素养远低于美国居民。陈耕和王丽红等（2016）利用2016年福建省消费者金融素养数据，构建了基于因子分析法的金融素养指数，评价了福建省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朱丹和宋淑云（2017）调查了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指出当地消费者风险意识差、银行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

3.金融素养教育

管理个人财务的能力在当今社会变得越发重要，人们需要为他们的退休和子女教育做长期的投资计划，也需要为度假、房屋首付、汽车贷款或者其他项目进行短期的储蓄和贷款。甚至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还必须管理自己的医疗和人寿保险。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金融素养，保证个人和社会的金融福祉是学者们研究和争论的热点。

1995年KPMG对美国人的研究显示他们金融知识水平不高。Danes（1999）研究了高中财务计划方案对全美学生样本的影响，他们发现，在高中接受个人金融教育可以增加学生的金融知识，并能积极影响他们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时期的金融行为。此外，他们鼓励个人金融教育成为学校居民教育的必修部分。Mugenda（2000）指出正是由于缺乏完善的个人金融教育，他们才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Gopinath（2006）指出，金融教育提供金融信息的途径主要是指导与训练，这种方式首先能使金融消费者深入了解金融商品、金融风险以及投资机会，使其操作技能得以提升，从而有效提高其金融素养水平，令其做出的金融抉择更加明智，最终实现保护其消费者权益的目的。Lusardi和Mitchell（2008）指出金融素养对一个人的福祉至关重要，但由于大多数教育机构的课程没有解决学生财务管理的实际问题，现代学生缺少了解有关资金管理基本原理的能力，这一结论从侧面说明了金融教育的重要性。金融素养不足的青少年很有可能利用个人贷款购买对他们来说不必要的手机和平板电脑，或者通过不正当的资本方式快速获得财富，或者在高风险投资决策时忽视了所需要的成本，或者可能签署了不适合的租赁合同等。Remund（2010）认为如果想要学生有信心有勇气管理他们的个人财物，并为他们未来的福利做出有意义的财务决策，那么就必须要让他们先理解基本的财务概念。邹长海（2016）在金融教育对金融福祉的影响研究中指出，有时间投入金融教育的家庭相比金融教育上没有时间投入的家庭，具有更高的金融市场参与度，金融市场特别是风险市场的参与度越高，居民的金融福祉水平越高。孙忠（2016）通过比较国内与美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对金融素养的教育课程，认为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金融素养的最佳时期，而我国目前虽然基础阶段的金融理财教育系统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还缺乏社会性和影响力。宁以达（2017）以校园贷为视角，提出当代大学生金融素养的培养途径即培养金融防范意识、树立金融信息安全意识和提高金融分辨能力。宣宇（2017）认为，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所以我国应该加大力度进行普惠金融教育，并且针对普惠金融教育的短板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事实上，早在1995年，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就试图通过资助Jump$tart Coalition设计个人金融素养网站（www.jumpstart.org）来解决离校生的低融资技能问题。然而，2008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由Merrill Lynch基金会资助的Jump$tart Coalition两年期报告指出，与之前的调查结果相比，金融素养有所下降。美国高中生在金融素养方面的低水平和下降趋势引起了国会的注意，他们意识到要想提高美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需要一个持续的金融素养教育计划。2003年12月，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平交易与信用核准法案》（FACT法案），其中第五款“金融素养与教育促进条例”明确指出成立美国金融素养与教育委员会（The Financi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国民金融素养教育被纳入国家法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教育开始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框架和宏观审慎监督的一部分。各国将金融教育、金融机构监管与居民保护一起，当作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稳定国民信心的工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认为普及金融知识教育，对于保障投资者和居民的利益、确保资金市场和整个经济市场有效运作都有着重要意义。2013年9月，G20集团在《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中明确指出，在推动普惠金融与融合消费者教育和保护方面，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这样的组织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增强对贫困人口的金融教育以及对消费者的保护。西方国家意识到缺乏足够的财务知识和管理技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需要及时地接受某种形式的个人金融扫盲教育。虽然财务的概念很广泛，但应该为年轻人提供日常财务决策所需的基础知识，例如财务管理、储蓄借贷、保险以及简单投资等方面。虽然世界各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总体不高，需要接受金融教育的人群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但不同群体对于金融教育的需求不同，所以很难找到一种金融教育方案使每个人都能拥有足够的金融素养。因此，针对不同群体的金融教育需要设计不同的方案。

4.文献评述

提高普惠金融市场参与效率是普惠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但较低的金融素养已经成为居民参与普惠金融市场的重要障碍，尤其在贫困地区，这种现象更加突出。Diniz和Birochi等（2012）认为推进金融资源的可得性是在弱势群体中发展金融的最基本条件，但还应该辅以其他包容性机制，如金融素养教育等，以使其推进更加有效。弱势群体金融素养的缺乏往往会导致怀疑心理和反学习性，从而影响金融产品的推广及使用（田霖，2014）。但现有研究重视普惠金融的供给，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普惠金融的需求，因此本章将从金融素养的角度来研究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以上研究成果对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然而，已有的普惠金融研究文献关于如何发展普惠金融，过多强调金融产品的可得性，大多从金融机构、制度环境等方面来谈普惠金融的发展问题，忽视了普惠金融需求群体的金融素养。尽管有些文献触及普惠金融需求群体的金融教育问题，但都是定性的分析，在没有明确需求群体的金融素养水平的情况下来讨论这个问题，显然缺乏深入探讨的基础。此外，在金融素养的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①国内已有研究的金融素养调查数据大多是针对城市进行调查而获取的，研究结论仅仅适用于样本本身，对于面向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普惠金融市场，应用和推广能力有限。②国外有关金融素养测评的研究大多针对被调查者金融知识方面，然而金融素养并不等同于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概念不仅要包含金融知识，还应包含个人理解和运用金融知识的能力以及对金融活动的意识或态度，金融能力和金融意识的复杂性使得金融素养测度的难度大大增加。目前关于金融素养测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有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③现有的大量研究只从收入或者学历入手研究其对金融素养的影响，而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还应包括个人认知能力、金融教育的经历和途径以及兴趣等更为具体的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