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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的相关现状

时间:2023-07-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许多学者通过普惠金融组织发布的企业财务报表和调研统计对小额贷款业务的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平均收益低,追债成本高,小额贷款公司缺少银行拆借业务的支持,流动性资金管理成本高。

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的相关现状

1.中小企业的小额信贷研究

杜晓山(2006)认为小额信贷应该是我国整个普惠金融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让金融行业完成“最后一公里”的任务,小额信贷行业的缺失会导致整个普惠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不够,并引起当地金融排斥现象的发生。为此,他尝试将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内容和要求划分为三个层面,力求普惠金融评价体系的完整性。茅于轼(2007)对小额信贷的管理、对地方扶持的效率贷款违约率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刘西川(2007)从需求方面对小额信贷展开分析,发现服务目标上移是由贫困户对信贷产品额度需求有限导致的。吴晓灵(2010)在研究后得出,一个完整的普惠金融体系要展现出理论预期的结果,需要让所有的相关机构都参与到普惠金融服务之中。同样的,除了信贷组织,国有银行也应该开发信贷业务。更进一步,他认为普惠金融业务应以小额信贷为主。程恩江和刘西川(2010)通过对四个非政府的小额信贷项目进行分析发现,在控制利率上限和适当延缓借款期限的前提下,小额信贷机构能帮助服务对象提高生活质量和收入,小额信贷还能改善农民正规渠道的信贷配给,并对金额配给和交易成本造成较大影响。胡国晖和雷颖慧(2012)则认为当前主要的普惠金融理论是在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地方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而发展过来的,并指出普惠金融理论的实践要达到目的,不能仅停留在过去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理论层面上。焦瑾璞和万明(2012)认为普惠金融与小额信贷有所不同,并从信贷规模、服务效率、金融机构受理抵押资产的质量、盈利能力与风险以及产生的社会责任等五个方面对小额信贷在融资市场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

许多学者通过普惠金融组织发布的企业财务报表和调研统计对小额贷款业务的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平均收益低,追债成本高,小额贷款公司缺少银行拆借业务的支持,流动性资金管理成本高。姜风旭(2009)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的小额放贷部门应该适应市场机制,两者应该有限度地、逐步地对普惠金融服务进行投资,小额贷款业务员应该注重业务种类创新、管理方式创新、放款制度创新、深化金融改革。

针对小额信贷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国内学者大多数认为是有利的。杜晓山(2000)认为,小额贷款有利于普惠金融,应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下的小额贷款业务服务于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并且为小额贷款创造出实现自身可持续的环境,实现小额贷款业务的盈利与社会公益的统一。钱水土和乐韵等(2007)认为,如果要完成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理想,应放开小额信贷金融管制,所以小额信贷机构必须走市场化的商业路线,与银行的信用评价机构接轨,实现大规模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机构必须互联互通,提高相互竞争力度,让利率市场化覆盖全部资本市场

对小额信贷的监管问题,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Nout(2003)通过小额信贷与传统商业银行贷款模式的对比得出小额信贷机构遭遇到的风险更大,认为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对小额信贷的各种风险进行审慎监管,可是过多的监管需要大量的雇员,这会无形增加许多费用。杜晓山和王曙光(2009)则认为,银监会央行对小额信贷机构审慎监管可能会产生较高的行政成本并使贷款效率降低,最后致使资金需求方得不到足够的资金,阻碍了该类行业中企业的快速发展。(www.xing528.com)

2.中小企业的贷款可获得性与普惠金融的关系研究

如何提高中小企业的贷款可获得性,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普惠金融?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Stiglitz和Weiss(1981)指出,由于企业的逆向选择与银行需要承受的道德风险,银行在放贷时存在信贷配给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贷款抵押物、贷款记录以及财务信息可靠度等的缺乏。大部分学者认为发展规模小、灵活性高、有地方特色且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小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有助于当地普惠金融的发展。林毅夫和孙希芳等(2009)认为,小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当地,有较强银企关系的银行职工有更多渠道获得企业内部消息,在收集中小企业“软信息”方面与其他大型银行具有比较优势。相反,由于信息生产者和贷款决策者往往是分离的,大银行收集中小企业“软信息”的动力与有效使用能力明显不足。徐忠和邹传伟(2010)认为除了信息搜集方面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大型银行的内部授权结构和激励机制同样影响着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逆向选择的主要原因有抵押物不符合要求、贷款规模和期限无法满足需求等,而银行对信贷风险控制方面,大型银行对其分支机构贷款决策方面的授权是有限制更为冒险的贷款决策,放贷决策者担负着更大的工作绩效风险。因此,分支机构中具有贷款决策权的职工往往选择将信贷授予财务信息更透明、调研成本更低且回收贷款风险更低的大型企业。这些学者在对中小企业贷款成功率的研究中发现,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贷款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在对已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的研究中发现,长期的银企关系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贷款难度(陈啸,2017)。贝多广(2016)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高中小企业金融可获得性是我国乃至国际普惠金融关注的重点领域。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必要从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的角度切入研究。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现有文献已有很多,且采用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较多,研究区域多为一个国家或发达地区,对以贫困地区为主体的研究尚且不足;此外,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为金融机构,且多采用宏观指标数据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微观层面的调研数据对当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却很少。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研究,大多数文献是从企业特征和银企间关系等方面切入,通过分析企业贷款和银行放贷的行为,对企业贷款可获得性进行研究的。而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将贫困地区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却很少,且从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的视角切入,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研究相对缺乏。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分别从中小企业的感知和中小企业贷款可获得性的视角对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与提升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对湖南武陵山片区金融扶贫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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