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成果

1.普惠金融发展的历史渊源

Ramak（2010）指出，“普惠金融”起源于英文“Financial Inclusion”。普惠金融在国际上被正式提出是在2005年，但是于勇（2015）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经济现象早在15世纪就出现了，当时修道士为了抑制社会高利贷的利率，参与了信贷业务并用相对较低的利率放贷。18世纪爱尔兰建立的“贷款基金”、19世纪战后重建时欧洲和日本的“储蓄信贷合作社”“储蓄银行”等新兴的金融机构为支付与储蓄需求者提供了一定的福利，这也激发了银行针对贫困人群服务的动力。代加工、专利授权等资本与技术开始全球化后，大大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小额信贷需求的增加，最终，现代的小额信贷在巴西等国开始出现。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研究与认识的深入，国际上具有公益性质的金融机构提出了“微型金融”的概念，促使金融减贫被广泛传播，一些金融业管理层发现对低收入客户提供贷款、保险、担保等金融服务，不仅能盈利，还能获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可是在微型金融发展和理论的升华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困难，如微型金融在可持续性、社会公益性、服务对象等问题上的局限性不断被学者指出，如何实现高效率的全面金融服务、减少金融排斥、市场信息获得途径、需求者与供给者双方的成本、跨过信息交流的门槛等问题亟待解决。于是在2005年，普惠金融体系应运而生，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新思路。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由小额信贷向微型金融发展后转变为普惠金融的第三个阶段，但普惠金融体系又不等同于小额信贷、微型金融。近几年来，普惠金融又被赋予了精准扶贫与改善农村金融的期望与任务。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又发生了重叠。如图1.1所示，普惠金融所涉及的领域包含微型金融，但它与微型金融不同的是，普惠金融在发达地区和大型金融项目中依然有能让贫困群体参与金融的服务能力。微型金融所涉及的业务又包含小额信贷，可见普惠金融已经完全脱离了小额信贷的限制，向新的方向发展。普惠金融、微型金融、小额信贷这三者所涉及的业务又和互联网金融、农村金融互有重合。普惠金融向农村金融发展是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大方向。

图1.1　普惠金融与其他类型金融业务的交叉情况（秦昌宁和倪瑛，2015）

回溯历史，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不断壮大、业务的扩充与时代、地域的关键点息息相关。普惠金融市场是个非常有前景的市场，但普惠金融的理论发展又和普惠金融的业务发展有所不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期，麦金农教授根据市场的金融现象提出了金融抑制论，由此引发学者对普惠金融理论内涵的探讨。学者们开始研究金融结构的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考虑对金融市场进行一定的干预，从而为弱势群体谋取金融福利。但直到2005年，集成的“普惠金融”概念与理论才正式进入大家的视野（见表1.1）。

此外，普惠金融理论的研究内容涉及多个领域，比如共享经济背景下，为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提及的小额贷款是多个经济学分支领域研究的共同结果。践行普惠金融理论，需要金融商品、组织、福利理论、制度等多个层次的改革和突破，进而达到原有体系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又与新制度经济学紧密相关。

表1.1　普惠金融理论

2.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

现有很多研究成果关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在国外研究方面，Beck（2007）以银行为研究对象，利用人均存贷款额、银行机构渗透性、存贷款收入比等八个与银行业绩息息相关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Arora（2010）则从银行服务地域的差异性出发，将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服务全面性和服务便利性两方面对金融服务可得性进行研究。由于国家之间的人口密度差距较大，为消除人口影响，使用了人均金融分支机构数等更便于比较的相对性指标。Sarma（2011）则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方法出发，提出对普惠金融的评价应该从三个维度进行：渗透性、可得性、效用性。Chakravarty（2013）在普惠金融评价中率先采用了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和人口上的渗透度等指标。

目前，不少国家和全球性质的非营利组织正在尝试研究和设计普惠金融指标，并获得了可实际应用的研究成果。它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惠金融联盟（AFI）、芬玛克信托（Fin Mark Trust）等机构为主体，通过对普惠金融正规业务的调查分析，构建了多维度普惠金融指标；第二种是世界银行联合众多专家共同构建的普惠金融指标，主要按银行账户的使用情况以及银行在不同地区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不同群体的贷款比例之类的指标来评估各个地区的普惠金融。(www.xing528.com)

2012年G20洛斯卡沃斯峰会讨论决定了普惠金融指标，紧接着2013年新生的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在前者的G20框架下制定了扩增版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同2012年的基础性指标体系相比，新增了金融服务质量维度。该维度引入了金融知识背景和金融服务消费者保护程度的衡量方式，并且改变了金融服务使用情况这一维度的适用范围。该指标体系没有要求各国的普惠金融衡量方式必须采用统一的标准，建议可结合各国国情，用更加灵活的衡量方式助力政策制定者和普惠金融市场参与者全面监控本国普惠金融水平、观察全球的普惠金融水平，并根据地方特色评估其政策的影响力。

国内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更多地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Sarma（2011）的地理渗透性、产品接触性和使用效用性三大维度指标，进行区域金融包容性或排斥性指数测算。如王伟（2011）借鉴Sarma（2011）的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收集了2008年的数据并计算出中国金融排斥度（由于部分数据收集困难，只使用了两个维度），得出中国只有少部分地区金融排斥度低，接近一半的地区遭受了严重的金融排斥，其余省份遭受了中等程度的金融排斥。张平（2011）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了较为深刻的认知，并在金融机构规模、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普惠金融的基建需要与城镇化同时进行，应该将城镇化纳入评价指标体系。陈三毛和钱晓萍（2014）对金融排斥指数进行了测算。张国俊（2014）、何晓夏和刘妍杉（2014）对不同区域、不同主体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王修华和唐兴国等（2014）计算了农村金融包容指数，发现整体金融包容指数不高，并且包容指数同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相似，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郭田永（2015）从银行服务的视角，用金融包容性数据计算了普惠金融指数。焦瑾璞和黄亭亭等（2015）建立了总计19个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标评价模型，并对各省、直辖市的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比较。陈银娥（2015）从分布动态与空间趋同等多重维度对普惠金融进行了度量。马或菲和杜朝运（2016）对国内外的普惠金融指数计算方法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周孟亮（2018）从路径创新方面展开研究，衡量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目前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方面，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评价标准未达成统一的共识；二是指标权重的确定不够科学，部分研究采用平均权重进行计算；三是进行区域比较时，因搜集数据较为困难而未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比较研究。

3.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时大多从金融排斥入手，研究得出的结论莫衷一是，甚至对相同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在个人特征的影响方面，Hogarth（1997）偏向于研究消费者的个人特征对金融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金融服务产品所有权的因素包括收入、是否有精神疾病、就业状况、婚姻等，同时还发现在美国生活的人（不限制国籍），其净资产、年龄、社交活动次数以及家庭规模等社会因素对个人接受银行金融服务程度也有一定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特征/行为和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个人的普惠金融参与程度，如Guiso（2003）。雷晓燕和周月刚（2009）认为健康状况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经常突发疾病者更喜好购买医疗保险，而个人在有突发大型疾病后，愿意购买保险的种类也往往超出与医疗保险相关的保险范围，比如火灾险、交通险等险种。徐少君（2009）使用Probit和Logit两种模型分别讨论了农民家庭收入对惠普金融的影响，利用调研数据，将不同的基本保险种类排除性加权得出排除度，并与存贷排除同时作为代理变量，通过对农户个人与家庭的财务状况和接受金融服务便利的感知进行研究，得出农民的家庭收入（包含外出打工收入）对我国普惠金融的影响是显著的。李涛（2010）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对地域上的文化因素与个人特征/行为等对金融排斥的影响进行了论证。田杰（2012）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角度对我国农村金融排除的多种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Zlian（2012）认为接受过金融知识教育的人们更愿意进行金融产品交易，并且会减少对小额公司贷款的次数和额度，在金融危机期间，掌握足够的金融知识能帮助人们做出更加合理的风险规避决策行为。Kam和Adiyn（2013）发现造成尼日利亚民众获取金融服务积极性较低的原因在于金融知识的传播不足。Peria（2014）和Anzoategui等（2014）认为办理国际汇兑业务的家庭在兴趣、投资方向、金融背景等方面较为一致且显著同向，国际汇兑能促进客户增加使用存款账户的频率。申广均（2015）发现教育背景与金融服务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也与所学专业有关，贷款违约、储蓄低、对未来缺少理财计划等个人行为多集中在知识背景不高的人群中。

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梁锐和王皓（2008）把不同地区多个县域的金融网点数作为因变量，选择不同县域范围内创新金融工具接纳程度、常住人口数量、政府开放市场程度、金融基建情况和收入为自变量，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研究，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数量以及金融基建情况对地区金融排斥有负面影响。耿颢（2009）研究了山东省的金融宽度和金融深度受地方经济环境的影响，与广东与江苏对比得出，山东省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金融宽度有显著的影响，但对金融深度没有影响。韩俊（2009）、祝丽英和李小建（2010）和李猛（2010）等指出金融产品权益的制度、对非传统金融机构态度、金融机构评估制度的影响因素与完善程度、基本利率、金融开放程度、促农扶贫政策对金融服务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祝英丽和刘贯华等（2010）认为形成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地区经济总体水平相对于全国的比重过低；二是三次产业占比中第一、第三产业的比重过高。Mandira和Jesim（2011）认为金融的普惠程度与社会文明本身具有显著的联系，如收入水平、平等程度、文化程度、城镇化率与普惠金融的关系都十分紧密。Mitchell（2011）对非洲最大的跨国移动运营商MTN（南非跨国电信集团）在乌干达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在教育有限尤其是金融知识普及度较低、金融基建不高、雇佣金融专业背景人士成本高的乌干达，移动端是发展普惠金融的最佳手段，并且移动端的使用可以实现多方互利互赢。董晓林（2012）和王修华（2014）对普惠金融发展排斥与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得出金融排斥与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策略有关。Allen（2012）发现用户的收入对普惠金融的发展是有利的，特别是对金融服务质量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Koker和Entzsch（2013）通过对非洲相邻八国金融发展状况的调查发现，有无职业和使用现金的习惯会影响人们使用移动端，不同社交圈的人们对移动金融的使用情况不同。Fnng和Znzan（2014）发现，风险偏爱的人群不排斥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收入越高越愿意在银行开设账户并进行贷款。Fung和Weill（2014）对“金砖五国”的贷款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中国注册在案的机构拥有上万账户和存款数量，虽然人口和经济总量高于其他国家，可是贷款却较低，并且一般民众贷款使用率低。Schreiner（2014）和Martinez（2015）等证明了普惠金融组织的成立对改善农民产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情况以及精准扶贫有着正向的作用，并呼吁相关机构和政府参与其中，同时制定相关条例以保证普惠金融组织的正常运行。

在政策的影响方面，Anderlon（2008）研究了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对于不同政策的反应状况，具体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反洗钱政策以及社会救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从人口状况、贫富差距等方面来研究金融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张世春（2010）考虑了财政资金和国家政策，他认为目前普惠金融有很大的“挤出效应”，普惠金融的发展得益于财政资金和政策扶持，缺少市场自发的运营，因此在商业资金的运作下很难与政策互相补益。张宁宁（2010）、王芳（2005）和何德旭（2016）对我国的基础利率制度调整政策进行了研究。王曙光和王东宾（2011）主张通过政府主导进行农村金融改革，改进农村“制度性安排”，增加农村金融资金投入和基本网点投入，从而构建农村的普惠金融体系。

受金融产品设计不合理、金融产品不贴合实际、市场信息不完全、基础建设分布不均、管理成本高、贫困地区网点密度低等因素的影响，人们购买普惠金融产品的增速缓慢。Khan和Rahaman（2007）研究了孟加拉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认为当地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受制于运行成本，导致当地中小企业无法有效开展日常商业活动，所以政府应当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当地普惠金融的发展。Khan和Rahaman（2007）认为互联网是解决产品设计不合理的途径之一，也是减少金融服务产品发行成本的重要工具。Bester（2008）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状况，对当地面向弱势群体和机构的金融产品进行了研究，发现产品设计不贴合当地情况是导致当地群体和企业缺乏金融活动的原因。韩俊（2009）研究了我国农村当前的金融发展状况和理想中的普惠金融之间的差异，两者对比后发现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三农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等方面。Zlian和Anderson（2011）、Zliang（2012）对拉丁美洲移民的财务状况展开调查，发现金融消费者在更换国度后，对金融产品的获取能力不足，同时移民国也缺少专门针对移民的金融产品，导致移民选择利率比较高的非银行机构进行贷款，或者在移民圈里进行金融交易。

4.文献评述

现有对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然而当前对普惠金融的研究还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不足：①普惠金融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分别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针对国家层面提出，而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类似的评估体系和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评估体系，很难度量普惠金融在县级区域的发展状况；②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现有文献的研究区域多为一个国家或发达地区，对以贫困地区为对象的研究尚且不足；③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焦点为金融机构的发展，且多采用宏观指标数据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而采用微观层面的调研数据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研究缺乏；④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服务模式的创新，而我国普惠金融服务模式的差异化以及湖南武陵山片区发展普惠金融的模式和具体政策安排尚未展开，需要系统性和科学性的规划。因此，本书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扶贫攻坚规划目标的实现，研究成果对湖南武陵山片区金融扶贫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