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历史巨擘的残死──《历史的深处》

惩罚一个人，办法是毁坏他的生殖器，此之谓宫刑。司马迁是被处以宫刑的，之后他脚踩大陆，只是身已经废。惩罚一个人，办法是剥夺他的生存权，此之谓极刑。苏格拉底是被处以极刑的，但他却可以选择自杀，遂饮鸩而亡了。

这两个人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不但距离大大错开着，而且有时间的差别。不过我以为，司马迁与苏格拉底实际上有紧密的联系。他们都属于人类，都从事文化工作，重要的是，他们都因为言论致罪，并受到镇压。

我把这两个人苦心孤诣地联系在一起，目的是要比较他们，以显示各自的特色。司马迁与苏格拉底显然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混沌的历史一向遮蔽了他们的面目，从而难以发现其内在的本质和意义。

寻找司马迁与苏格拉底的不同，当然需要把他们从渺茫的岁月邀请出来，让他们站在1999年的阳光之下。我以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感到一种兴奋。

尽管司马迁做文化工作，并终于成为思想家和文学家，不过在当时，他的身份是汉政府的官员，职务为太史令。这个职务并不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县团级，可它却很有一些特权。他围绕在汉武帝周围，必要的时候，须跟随元首外出封禅或视察，以记录元首的活动。他还可以进入汉帝国的图书馆，阅读绝密一级的档案与典籍。

他是汉武帝身边的人，是为伟大元首服务的，也许他应该感到荣幸。不过汉武帝喜欢翻脸，缺乏虚怀，使他伴君如伴虎。他的心里是紧张的，甚至诚惶诚恐。实际上处于这种状态的人非司马迁一个，其同僚几乎都战战兢兢，只是为生存计，他们学会了察言观色，一味迎合。司马迁当然是希望能够融入汉政府的氛围的，然而生存的技巧与做人的良知一直发生矛盾，他无法做到口是心非。

司马迁是渭河北岸人，此地土硬，甚至此地飘动的云烟都有一种骨质，何况司马迁。问题是处于集权统治的体制之中，汉武帝极其专制，如果司马迁不收敛自己和压抑自己，那么他迟早是会惹祸的。

那是公元前99年在未央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由于李陵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大发其火。李陵所做的事情，显然使汉武帝难堪，仿佛一个人提着破砖，在未央宫的魏阙上狠狠地砸了一下，损害了汉帝国元首的尊严。汉武帝训斥着，并借着训斥喷吐他的怨气。

愤怒而沮丧的汉武帝吓坏了文武大臣，他们跪在地上，有气无声，唯恐冒犯元首。他们知道，此时此刻，稍稍不慎将会生出麻烦。不过他们的运气还好，因为汉武帝训斥了一阵之后便停了下来。他想听听大臣的意见，遂让他们发言。大臣了解汉武帝，于是他们就一律指责。他们不分析，不推敲，只是狠狠地指责李陵。有的说，李陵没有牺牲在前线是懦夫；有的说，李陵变节是卑鄙；有的说，李陵辜负了汉武帝的信任，随之唾沫四溅，酝酿其罪。那些大臣的态度完全符合元首的意向，显然准确地挠在了痒处。元首渐渐平和了，甚至露出一种舒服之感。

大约在这时候，汉武帝看见了司马迁。司马迁是不够资格发言的，不过他是太史令，耳闻目睹着汉武帝的决策与行动，是可以出席会议的。不清楚出于什么动机，汉武帝突然点名司马迁，要听听他的观点。

汉武帝在秋季下令汉军进攻匈奴，司马迁是知道的，汉武帝这次军事行动的战略部署，司马迁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汉武帝让李广利率兵三万出酒泉郡，到天山一带去袭击匈奴。汉武帝习惯的做法是，要让外戚掌握军权，并总是为外戚创造条件，使其立功。在霍去病和卫青逝世之后，汉武帝便一直扶持李广利。李广利是李夫人之兄，李夫人那几年恰恰很得汉武帝的宠爱。汉武帝显然希望李广利能在天山一带旗开得胜，立功晋升，但李广利却陷入了匈奴的包围之中。其苦苦挣扎，才得以逃脱。逃脱所付出的代价是，汉军十有六七而亡。

为配合李广利，汉武帝下令三路人马在大漠游弋，敌疲我打，敌进我退。一路是公孙敖和路博得，他们将在涿涂山会合袭击匈奴，可惜不遂。一路是成娩，他倒是遭遇了匈奴，只是小小交锋，自己便撤退了。一路是李陵，他率兵五千，可五千人马却受到了数万匈奴的围迫与堵截，当然是一场激战。

当时匈奴仿佛冲决堤岸的大水，浩浩荡荡地向李陵席卷而来。李陵且战且走，并战几百回合。汉军之箭矢雨一般密集，匈奴一茬一茬地倒伏着。不过汉军也在减少，汉军之箭矢也在减少。当箭矢用完而汉军仅仅剩下三千人马的时候，李陵下令他们砸碎车辆，以车轴车辕做武器格斗。不幸的是，汉军孤单，一直处于匈奴的剿灭之中，猛追之下。实在无可奈何了，李陵便要大家各自谋生，能返回边境的，便向元首汇报情况。他吩咐大家倒置旌旗，埋藏珍宝。在把最后一点干粮和冰块平均发放之后，他带领十几个壮士冲锋在前，欲杀出一条活路。夜雾之中，汉军的吼声像猛兽一样咆哮。遗憾的是，匈奴竟紧紧跟随着他，并终于抓住了李陵。他想，这便无颜拜见元首了，遂投降匈奴。

李陵与司马迁过去没有什么交往，不饮酒而聚，不入室而晤。不过根据司马迁观察，他觉得李陵有国士之风。他认为李陵投降匈奴是形势所迫，如果有机会，那么其会报答汉帝国的。鉴于这种基本把握，司马迁十分反感汉政府那些墙倒众人推的家伙。汉武帝要听听他的观点，他就直率地说：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多少有言外之意。不过这是应汉武帝质询所发，它除了司马迁真实的思想之外，并没有对元首丝毫的冒犯。司马迁认为，他必须忠诚于君主，此乃一贯的作风。

在司马迁发言的时候，汉武帝歪着脑袋，睨着眼睛，完全是一副引蛇出洞的样子，而且用牙咬着冷笑。司马迁的发言刚刚结束，他便正襟危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并贬低李广利。汉武帝怎么能容忍司马迁这样的态度！他特别难以容忍司马迁隐隐一闪地对着他的锋芒。骤然而起的怒气，立即扩张了他所有的血管，甚至怒气横冲直撞，要从他全身的毛孔喷射出来。他抡着胳膊，大喝腰斩。司马迁还在惊诧之中，便有几个人扑过去绑架了他，随之把他关进了监狱。

苏格拉底是一个十足的哲学家，当然属于做文化工作的，但他的生活却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父亲是一个石匠，为他多少留下了一笔财产，不过其财产似乎并不丰厚，否则他的妻子就不会为人洗衣，抚养孩子。在雅典，苏格拉底既不务弄什么营生，又不参与公共事务。他显然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考虑问题和讨论问题之上了。他的种种问题，除了人的精神存在之外，实际上几乎没有涉及什么世俗事务的。

他确实是一个异常的人。异常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天才。苏格拉底的异常表现于，他几乎天天出现在体育馆和贸易站，或是徘徊在街头巷尾，招引行人，并向他们提出一些荒诞的问题要其回答，之后反驳之，并做自己的解释。他甚至会拉住任何一个匆匆而过的行人，要跟其随便聊聊，不过他要随便聊聊的，无不是高深的问题。他是一个天才，可他古怪的举止，却使行人觉得他像疯子。

他富于个性的生活方式，使他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雅典的公民几乎都知道在他们所生活的城邦有一个苏格拉底，而且他们喜欢传播其观点。他简直是一个思想的发源地或输出地，甚至希腊其他城邦的青年会到雅典来拜他为师，且为师并不要报酬。

希腊的英明在于，它建筑了一个民主的体制。在那里，言论是自由的，并以言论的自由保障着思想的交流。作为希腊的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承前启后，对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探索奠定了基础。他还有一个可以骄傲的弟子，便是柏拉图。

但公元前399年的春天，却有几个人合伙起诉他，这使他面临着一场灾难。那几个人都是雅典议会的，代表艺术家或政治家，有的代表生意人和手艺人。其中有一个阿奈特斯，是手艺人的代表，对苏格拉底的态度很是激烈。那几个人指控他腐蚀青年，不让青年信仰希腊及其雅典所一直信仰的神灵，反之，信仰新的精神存在；还指控他教唆青年诬蔑希腊及其雅典的种种制度，使他们强暴起来；还指控他把荷马的诗歌解释为荷马是赞成呵斥普通人的。他们舞笔弄墨，摇唇鼓舌，要雅典陪审团以死罪判处苏格拉底。

杜周在汉政府主持司法工作，他处理案件所遵循的原则是照汉武帝的指示办。汉武帝想赦免谁，他便会发现谁已经悔悟或是清白的。汉武帝想铲除谁，他便能依法编织大罪以致其死。他认为法不是不变，因为汉武帝的意志为法，于是汉武帝要怎么办，法就怎么变。这家伙看起来木木讷讷，但实际上却有心计，而且极其刻毒。

司马迁到了这样一些人手里，当然会遭到逼供，可惜汉政府没有留下拷问司马迁的任何记录。我只知道司法机构给司马迁的定性为诬罔，便是为李陵辩护，贬低李广利。依汉政府的规定，诬罔当然是死罪。事情很清楚，汉武帝粗暴地画了一条线，主持司法工作的那些人便拿自己的笔，沿着汉武帝所画的线认认真真地描了一下，遂使判处有了程序。这当然是虚伪的一个程序。

几年以后，司马迁告诉他的朋友任安，他在未央宫的会议上之所以积极评价李陵，并对李陵抱有厚望，无不是为了宽慰汉武帝。他倾诉：汉军的失败和李陵的投降，使汉武帝心情不好，他盼自己对李陵的估量能启发汉武帝，并使他的心情好起来。

司马迁所告诉朋友任安的，是否属于他真实的思想，还需要研究。如果它是真实的，甚至它仅仅是司马迁自己的一种解释，那么他也可以根据它为自己开脱，以求宽大裁决。遗憾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其自始至终没有为自己说话。也许他知道，说话只能增加自己的灾难。

司马迁同僚济济，不过竟没有一个人为其辩护一下。这些人回避在各自的角落，屏气吞声，不做反应，甚至还要恶劣地举起拳头对司马迁吆喝几下。那个著名的人物东方朔，平常凭他的油嘴滑舌在汉政府游刃有余，一副机智之相，何况其有的是规劝汉武帝的经历。然而这一次，在需要为一个文化人帮忙的时候，他不见了。

请原谅我，我有一点激动，并由于激动从而苛求公元前99年的东方朔先生了。不过冷静考虑，我还是能够理解司马迁的同僚的，也能够理解东方朔。问：如果我在汉政府工作，那么我会为司马迁辩护么？答：未必会，因为辩护的传统在中国古即无之。倘若辩护，那么辩护不但无用，而且集权统治的铁拳将一下打掉我的牙齿，甚至将打断我的脊梁，或把我流放在充满歧视与仇视的一个社区，折磨我的灵魂，使我在沉默之中忍耐和灭亡。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为李陵辩护惹祸的，如果谁为司马迁辩护，那么他无非是重复了一遍司马迁惹祸的过程而已。悲哀啊，悲哀！

汉政府当然也不是专制得没有一点缝隙的，它为判处死罪的人还是留下了两条活路，一条是缴纳罚金的活路，一条是宫刑的活路。司马迁在汉政府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县团级，可惜他不会敛财，竟拿不出赎其生命的五十万钱。他是暗讽汉武帝获罪的，由于害怕受到株连，亲戚都不敢资助他，甚至不敢到监狱去探望他。可怜的司马迁，他待在监狱苦苦思索，思索得一身冷汗。他是不想丧命的，不想丧命便只能接受宫刑。他知道，别的活路是没有了。悲哀啊，悲哀！

但苏格拉底走向法庭的时候，却能表现得不慌不忙，而且他还打算对陪审团传播自己的观点，这当然是基于其对希腊民主的了解。雅典的司法机构是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的，也允许其他人为被告辩护，以求得审判的透明和公正。苏格拉底的弟子已经做好了辩护的准备，并一再建议先生准备材料，以通过其精彩的辩护说服陪审团，使指控不能得逞。然而苏格拉底不但拒绝自己辩护，也劝阻弟子为他辩护。他唯一的计划是要利用辩护的机会进行演讲。苏格拉底就是苏格拉底，仅仅这样一种选择，便活现了他的个性。

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按自己所计划的在宣扬自己的思想。他告诉陪审团：他在雅典到处走动，是希望人不要只照顾自己的肉体，因为肉体并不重要。灵魂才是重要的，人要爱护灵魂。他骄傲地说：没有谁像他这样不是自己肉体的奴隶。他还放诞地说：他有自己的神灵保佑，他的神灵认为没有谁比苏格拉底更聪明、更自由，或更谨慎了。而且他的神灵经常在指导他，这使他的行为没有一次是错误的。如是观点，使陪审团感到十分奇怪，他们惊诧苏格拉底的猖狂，纷纷议论，一片哗然。这种气氛对苏格拉底显然是有害的，但他却并不在乎。

他的弟子为苏格拉底担忧至极，并尽力为其辩护，以拯救自己的先生。他们告诉陪审团：苏格拉底是不问政治的。他们说：苏格拉底并没有认为可以呵斥普通人，而且他就是普通人的一分子。他们还说：苏格拉底始终不以教诲学生收取报酬，是高尚的人。不过苏格拉底不但没有为自己辩护，而且一再反对弟子的辩护。总之，在法庭上为苏格拉底所做的辩护显然是不充分的，充分的应该是他的演讲及其所展示的风度。

问题是，苏格拉底受到指控的，究竟只是他的言论。陪审团很清楚，在雅典，人的言论是自由的。如果仅仅由于言论判处苏格拉底死罪，那么这显然是荒唐的，因为他并没有什么违法的行为，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亵渎神灵的行为，当然也没有破坏和颠覆社会制度的行为。

陪审团知道雅典的民主传统，而且他们对苏格拉底怀有一定的同情，遂在磋商之后提出：如果苏格拉底摒弃大放厥词的陋习，不用他的问题纠缠行人，那么就赦免之。但陪审团的建议却遭到拒绝，苏格拉底说：这不可以！他强调：只要他的良知还让自己继续向前，其将永远要传播真理。我不知道是希腊文化导致了像苏格拉底这样一种人的性格，还是像苏格拉底这样一种人的性格造就了希腊的文化！

雅典的司法机构遂按其既定程序进行，由陪审团投票表决苏格拉底是否有罪。陪审团有五百人，是社会各界的代表。如果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有罪，那么就是有罪，之后量刑。如果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无罪，那么就是无罪，之后当然是释放。倘若认为有罪的票数与认为无罪的票数相等，那么司法机构将会选择有利于被告的办法解决。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发明了这样一种人道的方式，不过我不能不佩服公元前399年的希腊人。

投票的结果是，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这显然是不幸的，并急坏了弟子们，他们请求苏格拉底做出努力，争取免予死罪。然而苏格拉底仍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也拒绝了弟子提出的一些合理建议，这使弟子很是埋怨他。(www.xing528.com)

怎么惩罚苏格拉底，让陪审团真的为难，为难在他们是因为言论而判处了一个人有罪，这显然违反了希腊的制度。但苏格拉底却有一点得意，甚至大不咧咧地要求这样惩罚他：干脆宣布他是一个英雄，并从宣布之日起，由雅典市政府免费供他一日三餐。市政府有免费吃饭的制度，不过能享受它的，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秀运动员和为保卫希腊立功的人，还有外国使节和在市政府值班的人。苏格拉底实际上是在玩他的幽默，只是他的幽默有一点过分了，这使陪审团感到了一种戏弄和讽刺，其难免生气。苏格拉底也觉察了陪审团情绪的变化，并感到了他的幽默玩的不是地方，遂提出收回自己宣布的惩罚办法，随之建议陪审团这样做：能否让他交纳一个货币单位的钱作罚金，从而了结之。陪审团很清楚，这不过是苏格拉底一个新的幽默而已，于是他们就投票表决怎么量刑。结果是，以三百六十票对二百四十票同意判处苏格拉底以死罪。

这个七十二岁的智者准备潇洒走一回。在告别法庭的时候，他坦然地说：如果还有一个世界，那么他将在那里会晤伟大的人，而且这是自己向往的一种享受。他挥了挥手，昂然而去。

司马迁当然明白宫刑是让人耻辱的。他清醒地认为：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知道宫刑之后声音将变细，胡子将消失，男子的雄壮将削弱，甚至荡然无存近乎女。司马迁知道孔子在卫国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及孔子的态度。有一天，卫灵公携夫人乘车出行，竟让宦官雍渠陪坐身边，让孔子乘车尾随。孔子觉得蒙羞，遂立即别卫国而去。

宫刑啊宫刑！宫刑会使人尊严殆尽，依习惯，没有谁会真诚地敬重一个接受宫刑的人。所谓刑不上大夫，实际上是指一个文化人的气节是不能不勉励的。但司马迁却打算接受宫刑。这样做不是要放弃气节吗？那些奴才与婢女有时候都会保持气节，难道他认为气节不重要么？气节在他是可以轻易放弃么？不！

司马迁处污秽之中，隐忍苟活，当然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其理想是继承父亲的，而且他曾经对父亲做了实现它的承诺。他的理想是要写作一部大书，其内容将包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为此，他一直在进行调查和分析。他要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了解从古到今的发展，并将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在司法机构开始惩罚他的时候，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过他决定将带着宫刑的耻辱完成它，他发誓。司马迁之所以能够选择这样的生存状态，是基于一个深刻的考虑，他认为光荣的建树是会抵消耻辱的。他相信结局将是如此，他相信。

司马迁对死有自己卓越的见解。他告诉朋友任安：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太史令，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县团级的干部是平庸至极的。他的死将仿佛一只爬行的蝼蚁之死一样，没有意义，无声无息，甚至他的死将不会使人感到是为气节而死的。事实是，他的死将使人感到，是由于其诬罔而不得不死。不过如果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写作了一部大书，那么他的死便不会苍白一片，默默无闻，也许他的死还将会受到子子孙孙的颂扬。他在监狱暗下决心，一定要活着，要咬牙活着。

那么司马迁到底怕死吗？实际上他是既不怕死，也不怕活着的。不怕活着的思想是中国人富于特色的思想，有一个著名的挽联便显示了这样的思想，其上联曰：追求民主追求科学过了四五还有五四，下联曰：热爱光明热爱自由不怕活着何惧死亡。这是容堂先生在1976年所撰的一个挽联，当时我十六岁，不过我一直都记着了它，仿佛是我所撰的一样一直记着，因为它给了我以深远的影响。

雅典司法机构对犯了死罪的人，通常提供两个方案让其选择，一个是交纳罚金，一个是流放。包括柏拉图在内，有几个弟子积极筹措，并将拿出足够的罚金拯救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却不愿意交纳罚金，也不愿意接受流放。苏格拉底认为，他选择任何一个使自己活着的方案，实际上都是承认自己有罪。他觉得，为了活着，承认自己有罪便是耻辱，耻辱地活着，显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但苏格拉底的弟子却坚决反对先生轻易放弃生命，他们一直在设法拯救。有一个弟子甚至跑到牢房去告诉先生，他已经买通了帮助他越狱的人，也买通了准备接应他的人，而且管道极其安全，只等他同意越狱。这些弟子的忠诚是感天动地的，可苏格拉底却不为所动。他居然拒绝了所有生的方案，这让弟子很是伤心。

苏格拉底显然是准备了要死的。毫无疑问，这基于他对死的理解。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研究的并没有别的问题，唯死而已。哲学家对死的降临感到惶恐，或逃离死的追踪，是十分荒谬的。他告诉弟子：死是哲学家最后和最重要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死打开了知识的大门。他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但死却能把灵魂从它的坟墓之中解放出来，并使灵魂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他神秘地告诉弟子：人死了，痛苦和欢乐便不打扰灵魂了，这是灵魂的需要。灵魂是希望摆脱肉体控制的，以实现自己的独立存在。

在一个风雨如晦的日子，这个认为灵魂重于生命的哲学家在雅典一座监狱饮鸩自杀了。根据他的想象，其灵魂大约飞到了云层之上。云层之上，天空是蔚蓝的，阳光将像五月的花香一样任意散发和飘游。云层之上，是高贵灵魂的聚会之处，苏格拉底应该见到了他所敬慕的伟大的人。

恰恰在苏格拉底饮鸩自杀三百年之后的一天中午，汉政府的几个行刑高手用一些原始的器械捣鼓司马迁的生殖器。司马迁闭着眼睛，什么都不看。在一片漆黑之中，他任凭行刑高手摘除他的过错。但剧痛却像锥子似的一下撬开了他的嘴，凄厉的声音像鹰一样射出咽喉在长安横冲直撞。这个年近四十的汉子的声音显然太尖锐，太恐怖，竟震落了一屋瓦片，三树槐叶，还把六条走狗吓昏了，并使九个孕妇当下流产。那天，长安的阳光仿佛红绸绿缎一样挂满了大街小巷，一些富户门前的石狮忽然耸起脖子，得意地唱着歌。当然最荒诞最诡秘的还是几条蛇，不知道它们从哪里爬出来，一律蜕掉身上的皮，挺立着嘿然而笑。

苏格拉底与司马迁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走上了各自要走的路，并完成了自己。他们都没有随其死而一去不复返，相反，他们完成自己之日，便是影响人类之时。我的意思是，由于他们皆以言论致罪，并遭到惩罚，尤其由于他们超尘拔俗的取舍与结果，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格拉底故乡的人，一直为哲学家之死耿耿于怀。他们认为，对苏格拉底判处死罪是希腊民主的污点，而且是永远不能清洗的一个污点。他们颂扬苏格拉底是为言论自由殉道的，是一位圣贤。我不知道是文化导致了他们的性格，还是他们的性格造就了他们的文化，不过在那里，似乎他们的性格与其文化是互为形式的。

司马迁故乡的人，对司马迁之残的反思显得潦草，甚至有一点心不在焉。他们似乎只是把司马迁的大书当作一堆丰富的完成自己论文的资料，这些论文是晋升职称的需要，或是取得博士学位的需要。他们在使用了那些资料以后，当然也会感叹司马迁的伟大，但他们所感叹的伟大，却无非是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而已。他们喜欢注释司马迁作为思想家的历史记录，研究司马迁作为文学家的写作技巧。他们戴着眼镜，摇头晃脑，一副很有知识的样子。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足够地注意司马迁作为个体的生命是多么悲哀，也没有分析司马迁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行为是多么壮烈，也没有追寻司马迁破碎的灵魂失落在哪里！他们的思维缺乏力度和宽度，他们的思维甚至是麻木或半麻木的，疲软或半疲软的。司马迁之残仿佛一点雨掉在海洋里，一棵草长在森林里，一盏灯熄在黑暗里。我不知道是文化导致了他们的性格，还是他们的性格造就了他们的文化，不过在这里，似乎他们的性格与文化是互为形式的。我感到悲哀。悲哀啊，悲哀！

在人类社会的开始，这个开始当然是在社会的初创之时，言论自由大约不是什么问题。那时候，自然界对人类的威胁是巨大的，一棋不慎，便有亡命之灾。人类必须真正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自然界的险恶。在这样一个阶段，言论自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没有一部分人剥削和压迫别的一部分人的经济基础，从而便没有一部分人控制别的一部分人的思想的必要。不过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一部分人遂萌动了巧取豪夺别的一部分人利益的欲望，并进行占有。

言论自由的问题，显然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一部分人发现了奴役别的一部分人的必要。问题是，奴役所导致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将注定会遭到反抗，于是一部分人就要对别的一部分人采取措施，他们除了制造镇压的机器之外，还要控制思想，其具体办法就是限制并取消言论自由。

不过言论自由属于天赋人权，而且事实是，你要取消言论自由，我便要争取言论自由。这是一场斗争，取消言论自由与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实际上是同时同地出现的。

斗争是漫长的，艰苦的，人类为言论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约到1689年，才在英国颁布了一部宪法，确立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它标志着人类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所取得的一个胜利。这样的胜利渐渐在西方扩大，并渐渐从西方传到了东方。1919年，在中国终于有了言论自由的呐喊，其显然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壮举，它使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之中有了新的文明。我以为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交会，它不但激活了中国文化，而且扩大了人类文明元素。交会使人类的文明仿佛江河一般波澜壮阔，呈大美气象。但文明之花，却随开随落。我不知道这文明之花什么时候才能有累累之果，什么时候才能色尽其艳，鸟尽其鸣。我以为，那应该是好得让人流泪的。

由汉政府丞相萧何监督修建的未央宫，在1999年2月20日下午完全变成了废墟。不知道什么原因，农民的房子都退避在远方，废墟便空旷并独立。我看见一股旋风乘虚而入，大吹这里的几棵老树和一挂乌云。所谓废墟，实际上是一个北边高而南边低的荒丘，但它过去却是巍峨的未央宫的基础。废墟不长庄稼，只生蒿草，可惜野火把蒿草变成黑灰。一团一团的黑灰污秽似的随便丢弃，显然损害着废墟之美。废墟往往有自己的魅力，然而未央宫的废墟竟让我觉得肮脏和丑陋。

在这里，我想到司马迁一个不真实的观点，这是他告诉朋友任安的，他说：他在未央宫那次会议上的发言似乎是为李陵辩护，实际上是安慰汉武帝。我以为这不是真实的，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意思。这是经过了他修正的一个观点。在我看起来，他在未央宫会议上的发言似乎是安慰汉武帝，实际上是为李陵辩护，并表示了对汉武帝的不满。这也是汉武帝所知道的，当然也是汉武帝惩罚司马迁的根据。如果沿着这样一个思路分析，那么汉武帝并没有冤枉司马迁，因为你司马迁确实暗刺了我汉武帝。问题的要害是，汉武帝是以司马迁的言论惩罚司马迁的。

我以为，司马迁之所以修正自己的观点，是在婉转地为他鸣叫冤屈。朋友任安当时是汉政府的官员，是正直的一个人。司马迁多少是想通过朋友任安吹风他的观点，甚至是要给汉武帝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司马迁在未央宫的发言，是因为词不达意，从而不准确，让汉武帝误会了，但他的心却是忠诚的。

司马迁从监狱出来之后，仍在汉政府工作，不过由于他是变形的服刑之人，环境遂十分险恶，甚至稍微不妥，便会丧命。为生存计，他必须是一种服服帖帖的样子，并要让汉政府文武大臣看见其状态，而且要通过他们的嘴让汉武帝知道司马迁一直都是对他忠诚的，这样司马迁才会感到安全。

司马迁与汉武帝显然是有心理上的隔阂的，他们在精神上的对立早就产生了。只是他们之间，由于有工作关系所拉开的距离，而且司马迁一向坐得端，行得正，汉武帝不好打击司马迁。但他们在心理上的隔阂与精神上的对立，却是谁都能感觉得到的。

司马迁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可他却心是鲲鹏，志存高远，非平地所卧之走狗。遗憾一般世俗的人，都觉得他跟着元首跑前跑后，做的无非是没有出息的事情而已。汉武帝当然不能完全了解司马迁，依习惯，他把司马迁当作乐师伶工之流，甚至要戏弄就会戏弄的。在汉政府，司马迁很是压抑和苦闷，但他却只能沉默。在沉默之中，他坚挺自己的脊梁，并磨砺着批判的锋芒。

汉武帝是把太史令这种人视为光大自己的工具的。确切的情况是，他曾经希望通过司马迁的工作，把他化装为英明的君主，以流芳百世。如果司马迁愿意投其所好，那么他是有能力化装君主的，而且只要他为之，也许他便会在汉政府春风得意起来。但司马迁却是有良知的，其奉行的一贯原则是，对历史的记录不虚美、不隐恶。于是他记汉景帝，就录了其过；记汉武帝，也就录了其短。当汉武帝知道司马迁竟是这样干的时候，曾经暴跳如雷，命令他修改。

司马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便是正直，还有勇敢和诚信。他景仰管仲与晏婴，推崇信陵君与蔺相如，同情屈原与贾谊，喜欢壮怀激烈的刺客。他厌恶李斯，反感他的教师董仲舒，当然也反感同僚东方朔。

但在汉政府，环抱汉武帝的，却都是唯唯诺诺之辈，阿谀奉承之徒。汉武帝也需要这样，希望有一个赞美的氛围，好使他在其中自我陶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不能，从而缺少志趣相投的朋友，那么就特立魏阙，独往独来。

司马迁没有资格参与军国大事，但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却能看见汉武帝是如何用人的。他以鹰一般的目光望着汉政府。征伐匈奴是国之大事，它像水土流失似的流失着汉帝国的财富，所以战而胜之是必须的，为胜之任用贤良是必须的。然而他看到的是，汉武帝总把兵权授予了外戚。

卫青与霍去病固然都是杰出的军事家，不过李广是飞将军，何尝不能拥有兵权打大仗并建奇功呢？可汉武帝却一直不给李广机会。李广不平难诤，不公难谏，终于身经百战而自刎，全军为之痛哭。卫青与霍去病逝世之后，汉武帝提拔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要他率兵击大宛，取其汗血马。让李广利率兵，无非是要给他一个获得爵位的机会而已，这是谁都清楚的，但李广利却无胆无识，一战失败，尽管二战勉强取其汗血马，然而竟付出了二十万人和三万匹马的代价，还死了十几万头运输物资的牛。李广利是过大于功的，不过元首仍封其为海西侯。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当然要记录李广利率兵击大宛的战况，而且他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他对李广利是不佩服的，对汉武帝把兵权交给李广利是不满的。

他的不满在未央宫举行的会议上厚积薄发，导致其为李陵辩护。在我看起来，司马迁在未央宫的发言，潜藏着对汉武帝批判的锐利锋芒。

司马迁与汉武帝在心理上的隔阂，精神上的对立，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它还是中国文化内部一种矛盾，是民主与专制的两个元素在活动。中国文化内部的民主元素缺乏培育，是稀少的、微弱的，但专制的元素却有统治阶级反复养殖，从而无穷扩充，不断增加，使它稠密而强劲，并能凶猛地吞噬民主的元素。中国一直有像司马迁这样的人，自发地扛着中国文化走向文明，但汉武帝之流却是注定要阻碍司马迁之流存在的。他们总是拦其头，铲其根。文明之火，是星星之火，火在漫长的历史上随闪随灭，不得燎原。

悲哀啊，悲哀！

不过，有时候我还是能感到一种希望。我以为，既然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之中，人类文明的潮流便必然影响中国。如果中国人依然是关着窗，锁着门，也许中国人将难以分辨好坏，事实是中国人已经挣脱了禁锢，走了出来，那么中国人就应该会用自己的眼睛和脑子判断好坏了。一切都在变化，难道中国和中国人不会变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