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翟静婉,我的姥姥是老天桥的艺赵玉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姥姥给我讲起很多她小的时候在天桥的那些故事,甚至是姥姥的父亲对老天桥的回忆。这些都是我童年记忆当中特别深刻的地方。虽然小的时候并没有来过天桥,但是脑子里对天桥有一个大致的勾勒和一种想象,是一个挺令我神往的地方。姥姥会一直陪着我,比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艺术的课程,但是小的时候也并没有对曲艺有过多的接触,都是属于看姥姥演出,包括看姥姥在后台化妆,每一个鼓板、鼓毽子、八角鼓都是我童年记忆当中特别深刻的。包括后台的每一个角落。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概是在我两岁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在中山音乐堂,姥姥演单弦,当时时间会很长,大概一段段子有二三十分钟。但是我妈妈当时很惊讶,说这个孩子很小,从头到尾一声也没有哭也没有闹。后来姥姥说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她和曲艺还是有一定的缘分的。后来逐渐长大了以后,觉得传统的艺术突然有一种让我觉得,可能就是童年记忆的关系吧,很小的时候有这种情结,有的时候听到这个会觉得很亲切。
虽然当时学艺的过程当中,从6岁开始学钢琴,后来包括学过舞蹈,这些都是很西化的东西。但是骨子里面还是对传统艺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那种情结在里边,大概是上了初中左右,突然有一天我就给姥姥表演了一段京韵大鼓,姥姥说这个孩子就是不用给她过多地说,看来还是从小她搬着小板凳在旁边听我给学生上课的缘故,她还是自己就能够对这个东西很入门。就这样,包括后来考天津音乐学院什么的,都是这个用京韵大鼓作为我的特长,一直考到了音乐学院的硕士。
其实说起来我和天桥也有单独的一段缘分,就是那会正在读硕士研究生,老师会鼓励我们做一些,我们叫做“田野考察”,也就是要去看,要去观摩,正好那会儿咱们天桥举办第一届“天桥杯”鼓曲大赛。
结果在那个舞台上,我那天还记得是带着笔,带着本,到这个舞台上,带着录音机,一边做调研,一边观摩,正好姥姥还是评委,我们就到这边来观摩。每一个演员,每一个曲种,有的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的,有的是自己耳熟能详的曲目。这是第一次,我记得第一届的天桥杯赛场,就是现在德云社那个剧场。姥姥当时做评委,她会下台来做一些与演员选手的沟通。然后姥姥会帮我看看,比如说我对哪一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心得,我会把它都记录下来。因为最后我的研究生论文写的就是跟这些相关的。
后来是我慢慢就成了天桥杯的一个选手,我也参加了天桥杯的鼓曲大赛。前后好像参加过两次,最好的是第二次,得了业余组的金奖。我记得当时天桥杯也是一轮一轮的进行下来,这样就要求选手对不同的舞台、对不同的唱段都要有很多的这种心得体会在里面。我记得当时还有各种各样的观众!会给我们进行投票,然后评委会对我们的演唱进行点评。由于当时我姥姥可能在别的轮是评委,到我这一场她就需要回避,这些都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
到后来,我是从一个刚开始的观众,逐渐过渡到了参与我们的天桥杯。在天桥举办了一个鼓曲培训,我又成了一名老师,在场挺多的学员,三十多个,因为我学习的是白派京韵大鼓,教我的也是我们天津的白派京韵大鼓名家赵学义老师。学完了这个白派京韵大鼓以后,那天我一看学员还有挺多,有学刘派的,有学白派的。这样呢就是把凡是唱白派的演员分到了我的组里。结果有两个学员,当时他们还都有一点点基础,后来分到我们这边学习,有严格的课时,而且当时咱们那儿已经有一种体系化的教学了。比如说我们要准备一定的教案,然后要记录每一节课上课的这种状态,每一节课详细的课程安排。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么说在整个咱们中国的这个曲艺史上,曲艺教学这一块至今在教材上面都是一个空白。当时也是在这边做这种教学性的实践,我那边也就是,这会儿我的研究生已经读到研三了,就是最后一年。
研究生在毕业的那个环节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通过在咱们这边的实践,我发现这个教材、教案,就是咱们中国曲艺它成体系化的这种教材太缺少了,因为在音乐学院我本身学习的是一种全被西方的这种给洗脑了,我们从小接受的也是一种全盘西化的这种西方的音乐的教育,包括我们的乐理,包括视唱练耳这些全都是建立在西方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体系上。但是反过来我来教咱们这边的曲艺,我就发现咱们这边就是没有体系,虽然它可溯的源头特别长,但是它成体系的教学并不完善。包括我们的老师都是口传心授给我们,并没有把这些口传心授的过程记录成翔实的文字。包括我们的教学进度,我们的教学安排,比如每个学生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需采用什么样的唱段。
白派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赵学义
翟静婉演唱京韵大鼓
实际上这些在咱们中国的传统器乐里面做的很好,比如二胡,比如这个琵琶,早年其实也都是,有的都是天桥或者街头的艺人,但是他们逐渐经过了一代一代的,把它们进行了理论上的升华,逐渐形成了由浅入深的这种考级曲。这样他们在音乐学院的殿堂里面,他们就有这样一级一级分层的课程。
这个也是当时我一边在音乐学院上学,一边在咱们天桥的鼓曲培训班。两者的差别我体会到最深刻的,就是咱们这边教学给实践的平台,对咱们的传统艺术来说,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后来由于这边做着教学实践,我就回家一边整理,比如说先从它的历史上,然后再从它的形态上,就是把西方的那个架子,搬到咱们传统艺术当中。当时也是总结了一个教材的雏形,很基础,其实就是为了咱们学员班的学生看起来程度并不会很深,但是大概看看知道基本的打鼓打法的这些方式,有一个鼓谱,这些都是我跟咱们这边的教学实践的时候,我总结出来的。后来我把这个拿到了音乐学院研究生的答辩会上,结果老师就问我说你这个想法挺宏大的,如果真的要把它用于实践的话,那是一个很伟大的构想。
但是你觉得你对这一块有没有这种信心?或者你觉得它的可行性强吗?因为咱们曲艺的这种传承,经过了几十代的艺人,都是这种口传心授。说白了有一点点不被信任,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要是做成早就做成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空白?我当时回答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行的,因为刘天华是我们著名的二胡的民间艺人,当时二胡在咱们街头,到现在都能看到街头有卖艺的艺术,就是它的起点并不高。但是刘天华他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当时整理了一套,由浅入深的二胡的练习曲,逐渐地把它这个分层的规划,进入到了大学的殿堂。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参考我们中国的民乐,最主要的就是有更多的像咱们天桥鼓曲培训基地实践的平台。这样我觉得通过一边教,一边唱,然后一边整理,有西方的这些框架,有咱们中国前人的这些理念,我觉得这个是早晚可以实践的。
当时我研究生毕业先考入了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团市委,做了一段对青年艺术的普查,做了一段这些工作。后来正好有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成立了曲艺专业,正好老师有空缺,我在音乐学院主攻的又是传统音乐,传统音乐下面主修的方向就是曲艺研究方向。后来上面的领导说,觉得你可能会适合这个职位,于是我就从团市委调到了我们的北京戏校。现在继续把当时在天桥鼓曲培训班的教材雏形,再进一步的加以完善。我们现在戏校的学生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我们也是一边教一边再给他们规划,就是他们每个年级应该学的什么,每个年级应该有哪些曲种,哪些曲目,开设什么样的课程。但是说起来这些个雏形都是和咱们天桥息息相关,都是由咱们的天桥鼓曲培训班,我们一步一步联想到,然后以至于到现在还在做进一步的完善。
儿时的记忆说起来特别搞笑,西河大鼓是我的摇篮曲,别的人唱的很传统意义上的摇篮曲,但是那会儿因为家里父母要上班,我姥姥会看着我,姥姥和奶奶轮流看护。姥姥看着我的时候就拍着我给我唱,唱什么呢?唱的是西河大鼓《偷年糕》,这个唱了大概三四天,它和别的摇篮曲不一样,别的摇篮曲更注重的是旋律,姥姥唱的这西河大鼓是一个故事。虽然说那会儿两三岁,但是故事的内容是能听懂的。转天就能把这个故事复述下来,虽然那会儿唱的,小孩未必有多好的调,但是故事已经是完整的背下来的,这个大概也就是我姥姥唱了三四遍,完整的把它背下来的。后来我姥姥又给了加了几个动作。结果晚上回来呢,我爸下班了,说今天怎么样?我姥姥说快给你爸爸表演一个。我就唱了这段西河大鼓《偷年糕》,我姥姥加了几个动作,给我说你要怎么表演,你的表情要怎么样。
当时转过来一年,大概我四岁的时候,姥姥当时是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演员,就是在复兴门那个广播大院里边。然后还是在这个地方,我四岁的时候,在广播大楼里面招生,招的是童声的这个广播员,包括咱们那个时候《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它招广播员。后来我就去参加考试,结果我说考什么呢?考官说你表演个节目,我就想起来我姥姥给我唱的这摇篮曲,我给大家说我表演一个西河大鼓《偷年糕》吧,于是一唱完这个我就考上了。大伙都说这个形式,别的考生大多都是朗诵个故事,说个笑话,唱个歌。我唱的是西河大鼓,和别人的曲目,包括这个表演形式差很多,评委一看耳目一新。其实是一个儿时的摇篮曲,但是它就成就了我,从四岁到六岁我一直在少儿广播电台做一名广播员。
现在这么说,我们真的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每周一到周四,每天下午几乎都要有进校园的这个课程,各个小学都在开展这个课后的曲艺社团的培训。在这次两会上我们中国曲艺家的副主席籍薇老师也提出了,就是说这个要从娃娃抓起。籍薇老师当时甚至都到幼儿园去教授学生梅花大鼓。当时我们刚开始接受这个课程的时候,说实话挺头疼的,因为首先曲艺的唱词有一定的文学性,我们面对四五年级的学生还好,其实比较合适的是六年级。但是学校给我们说六年级的学生毕了业就要走,你等于给我们学生培养了半天,他们一年就要毕业了,你们不如从一年级开始。就像籍薇主席提到的说戏剧得从娃娃抓起,我一想梅花大鼓属于那么比较晦涩,它的唱词,甚至它的唱腔一字九转,非常有难度。我想籍老师都能从幼儿园开始教起,我想或许我们能尝试一下。结果我们就拿到课堂里边。
我印象很深,昨天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个新的小学,是陈经纶附属小学。当时给我们说的是一年级的学生,将近一个班,28个人。然后说你们要教京韵,要教单弦。当时想了半天说教什么呢?哪个唱词?比如我们说《丑末寅初》,丑末寅初这四个字我需要给学生解释半天,咱们中国分为子时、丑时,丑末寅初是几点到几点。我就在想六七岁的孩子可能听不懂这些。(www.xing528.com)
后来又想,如果教抗日的,就是咱们最常唱的这个《四世同堂》主题曲,《重整河山在后生》,我把唱词发下去我说看看小朋友能不能接受。结果小朋友拿到唱词,我说你们先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就发现现在小孩的理解能力远比我们的想象要好的多。他们看到唱词基本就能体会到,说这是个战争场面,打仗的人都去世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他们很思念。我就问最后这一句,重整河山待后生是什么意思?他们用自己童言的方式把这个破旧的城修修补补给补好,然后期待着以后将来的人过得更好。其实就是他们对这些唱词的意思,比我们的想象要好的多的。就是现在的教育也搭上时代的进步,学生虽然年龄很小,但是他们的理解能力已经充分达到学艺曲艺的程度了。我们开始教他们打鼓,教他们这些演唱。
翟静婉与姥姥赵玉明一起演唱单弦
包括各个学校的社团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还是深刻地体会到了,曲艺进校园这个项目的重要性。甚至于说对我们戏校的招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因为之前第一批招生我印象特别深,是2015年,我刚到戏校,要给我招第一批学生,可愁了,生源在哪里?全国招五个学生。我是费了好几天的劲,我们当时甚至都跑到那个打工子弟小学去招人。但是人家也说我们这里的学生没接触过。当时考试的时候,我们说很奇葩的那种表演形式,说老师我给你表演一个下腰,然后先躺在地上一点点往起撑。就是我们要招生的话,刚开始这种零基础,教起来说实话会很困难。但是通过这一两年,就是曲艺进校园这种大面积的普及,我们后来再招学生,就发现有基础的学生会多了好多。比如他们来的时候,本身就是学校的社团,学校课后的这些课程,他们会唱一点点。这样我们招上来的学生再进行教学的时候,就觉得方便的很多,所以我们是深刻地体会到它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
说实话因为毕竟咱们的师资是有限的,比如说真招了一个,他的南方的评弹唱的很好,我们北方的老师不会这个曲种。全国招生它的地域性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它的艺术形式并不会限制,还是北方的孩子来学我们北方的鼓曲更合适一些,因为他不用改口音的问题。
这么说,全国的普通话普及还是很到位的,所以大多数的人可以,就是方言未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京韵大鼓,只要说普通话都可以唱。但是有一些地域性的,比如河南坠子,其实唱河南坠子,咱们北京、天津的演员都不是河南人,像天津曲艺团都是天津人,唱河南坠子唱得很好。我们北京曲艺团的演员,祖籍是河北人,他唱河南坠子也都能唱得很好。所以这些方言未必是它的局限性。
谈这个未来,说实话也是我们现在有一点点隐隐焦虑的地方,我这么说吧,我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你要说我祖辈全是做这个的,姥姥的爸爸全是这个天桥的艺人,包括我姥姥,一说起来,可以说曲艺界绝对是响当当的老艺术家了。但是我在13岁的时候,跟家里有一次很严重的,就是在选择道路上的这种冲突。我当时特别想去考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我觉得我最大的梦想,就想到天津学习曲艺,然后到这个小的园子里,我想成为一名大鼓艺人。家里当时就起了很大的冲突,是绝对不同意的。其实家人考虑的是什么?家人考虑的当然就是它的前景问题的。最后是互退一步,就是我可以学艺术,也可以拿鼓曲当做业余爱好。但是当时我家里人给我主修的是什么?我当时上的是艺术高中,我的主修还是钢琴,钢琴是我的童子功,钢琴就是我从五岁开始,天天被父母轮流打骂出来的,真的是逼着在钢琴前头,每天那样流着眼泪去练琴。但是这个曲艺我从来没有说被逼着说你得该唱唱了,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喜欢,是很自主的。
那会儿写完了作业,我就把那个被子蒙起来在被窝里抄鼓曲词,把录音机都放在被窝里,就是很主动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家长他在择业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一个限制。我并不是说父母做的不对,从我这一辈来看,咱们说最最实际的问题,确实钢琴给我带来的生活上的收益更大一些,确实你说如果现在让我抛弃了我所有这个西方的技能,然后让我真真正正凭着唱大鼓为生,我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存。但是对于现在我们教学生,我不能给学生说你学这个是没有出路的,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对艺术也很不负责任,对学生也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这么说,就是曲艺在它发展历史的过程当中,包括在现在的社会地位来看,我觉得第一它不会灭亡,它不可能会灭亡,它一定是需要相对多的人来延续的一种形式。但是我估计,我们的预期是说它并不可能像通俗歌曲那样的繁盛。
不需要全国人民,任何一个人拿出来都会唱大鼓,不需要这样,不是那个时代的。但是这种艺术普及的方式,我觉得还是需要广泛流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招收学生,给学生讲它的必要性,包括他们怎么去传承,他们作为这种艺术的普及工作者,普及的这种艺术者,他们心里需要掌握什么,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对学生这方面的教育。
去年我们是带着学生在央视录了两期,我们和张海莉老师一起做文化的传承者,她抽签被分到了我们这个组,我们一起唱这个京韵大鼓。当时在央视还是挺轰动的,我们两个是北京站的冠军,后来上海的东方卫视看完了这个节目,就找到我说,我们这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个栏目叫做《喝彩中华》,当时徐帆、王佩瑜、霍尊他们都是评委导师,他们最后选择是为这个节目喝彩。这个节目当时收视率还是挺高的,主持人说你看你能不能带着你的学生,也一起来上我们这个节目?我说行,我说如果能有这个机会太好了。后来人家说这个节目需要选择它的切入角度,你的角度是什么?我当时就得给导演报选题。因为当时跟我竞争的还有好几组人,最终这个导演可能会找四五个选题,看哪个选题好他可能才会选择哪一组的人来说。
我当时想,我切入,用钢琴能教曲艺的学生。他说你这个角度当时在央视已经选了,就是中央电视台你切的就是这个角度,你拿钢琴教学这个已经用过了,你再想一个。我报了很多,后来都被pass了,都是不可以。结果我当时都很灰心了,我跟学生说咱们可能上不去了,竞争还是挺激烈的。结果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有所转机,说我们才在百度上一搜索你姥姥是赵玉明啊?我说是啊,他说你怎么没早说?他说这样,你要能把你姥姥带到咱们《喝彩中华》这个栏目上,你这节目现在就能给你说就要了。
我说我姥姥九十了,你让她从北京到上海去,这真的有点难为她了。而且姥姥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姥姥,不是我回家说一声就能把她带出来的,我得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而且姥姥还有那么多的徒弟呢,真的是在旅途当中有什么意外我交代不起。后来导演说你先回去商量,我们这边一定给提供全程最好的待遇。结果回家看到父母都在,然后姥姥也在,我就跟姥姥说有这么一个事,我姥姥一听这是好事,那必须去,你的事我一定是力挺,必须支持。后来我说这时间挺长的,我姥姥说没事。这样,你爸爸妈妈都跟着一起去。后来真的就为了保证当时这一个节目,我们全家出动,我带着四个学生,我们是第一批走。姥姥是九十岁的高龄,因为她年龄大了,让她走很远的路是很困难的,于是让她坐轮椅。从上海的火车站出站,到汽车上,我觉得至少得有两公里的路。是我父母当时推着轮椅,从北京下了汽车,然后把汽车存在南站,推着轮椅到了火车上,坐着动车一直五六钟头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又让我姥姥坐着轮椅推到汽车上,再从汽车上下来。当是下了火车,没做什么太多休息,就直接进棚了,进了棚化妆。确实,九十岁的老人,当时我学生也好,还有学生的家长,当时都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就为了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节目,能够在这一堆的候选人之中PK获胜,姥姥确实是全力以赴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自己在梅兰芳大剧院,人家给我安排了一场主持,那回真的不想去,因为是带着牙套,刚带上牙套,嘴里面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感觉。后来那一段,来什么演出的任务我都想推,本能的,我就不愿意说话。口形也都变了,因为那个牙套会把那个牙的位置都箍变形了。可能有一些音我就发不出来,比如说三、四我就说不出来。本能地就是回避。后来赶上相同的时间,我姥姥是在做假牙,结果,按说她是整口的假牙,她不适的感觉会比我要多很多。我俩是同期进行的,她每天带上假牙之后,她就练一遍绕口令,我说你这是在干吗?她说你不知道,她这个假牙一进去,这个口形、说话全变了,包括吃饭,她说我这个不适应不在你之下。后来我说我听你说话可没什么,她说你得练,这个不是说你不适应,你不说就解决的。我姥姥的适应期就比我快很多,她虽然是满口的假牙,但是她很快,就适应任何一个字,就是西河大鼓的这个《花唱绕口令》,每天早上都走一遍,每天下午也走一遍。我说你天天这么练是有演出任务吗?她说这个不是,咱们是演员,平时少不了要说话,不能怕这个字就躲着这个事,我必须得把它克服了。我一看姥姥这岁数了,她都有这样一种精神。
后来那一段我就最后尝试着,我说梅兰芳大剧院的这个主持的演出我接了。接了我怎么办呢?我一想姥姥说的练,因为以前我们主持是不用写稿子的,都是台上即兴的,凭着对这个节目的了解,凭着讲一些知识性的或者普及性的内容,后来因为有一些字我可能发不出来,这样就不能再说活词了,因为不一定到哪个字我就发不出来那个音。我就把这种活词落实在文字上,我写的这个稿子,把这个词定死的。比如说哪个字我知道到这个字上,当时我记得芳都说不出来,梅兰芳大剧院,芳那个字念不出来,因为它那个牙箍着。后来怎么看?怎么来练?这样的话就把这些我发不出来的字每天练,当时离正式的演出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开始在姥姥这个屋练,每天这样练。最后很顺利地把这个演出给度过了,而且那次演出大家都说主持人还挺好的。
但是那个真的是刚带上牙套的第二周,而且带牙套我们还要拔牙,口腔跟以前的这种说话、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了。姥姥那会儿给我讲过她有一次美尼尔,就是天旋地转,睁不开眼睛,最后演出她就闭着眼睛先让人化妆,她那会儿跟张蕴华老师是唱《北京山真优美》,也是要参赛的一个段子。当时所有的演员都围过来了,说你怎么样?说你是不是上不了台?实在不行去医院。她就闭着眼睛,因为一睁开眼睛就要吐,上吐下泻的,一直在折腾,大伙看来这场演出是不可能演了。结果我姥姥就叫化妆师,说我闭着眼睛,你先给我化妆,那化妆师就给她化装,但是只要一睁开眼睛还是会吐,就到这个程度。最后马上还有两个节目快到她们了,她就扶着,张蕴华老师就扶着她,她扒着那个台边上看了看,一看舞台上那个灯光非常亮,当是还是那种晕,那种转。主持人上台报幕了,她就慢慢的定下来,先让自己不要有恶心的要吐的那种感觉了,先把心静下来,定一定。等主持人下来了,说咱们上场了,上。往上一走,她一听到观众的掌声,她觉得稍微站那儿不打晃了,可以站住。然后上台三弦一响起来,她觉得打鼓还可以承受,最后等张嘴唱,忘了头晕,直到最后把这个节目完整地给演下来以后,观众报以特别热烈的掌声。他们两个人从台上走下来,也是出了一身汗,好了,没有问题了。后来我说,她就跟我讲,她说这个演员到台上你得有一种通电的感觉,多大的事情只要一上台,你也能把它克服下去。后来在很多的这种演出当中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可能感冒了,我记得一次发烧了,发着烧一直在坚持,那个是群星奖节目的一个展演,一直在发着高烧。好几次我都跟我姥姥哭了,我说我真的不想再演了,也不能演了。我姥姥说你这是一个集体节目,一共四个人,少了你一个站位,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主唱,就是主要出来打鼓什么的,那是梅花大鼓《岁月如歌》,一个建国六十周年的节目。后来我姥姥说前边包括参赛都很好的,现在就差回来展演的最后一点事情,你坚持下去,你把收尾工作做好。那天真是输完了液然后又吃了退烧药,就生扛,最后这场演出也演下来了。虽然没有像姥姥那么神奇,说一下台这病立刻好了,回家还是又坚持输了几天液。但是演完了之后,其实自己也是有一种成功感的。后来我姥姥给我讲,这是演员最基本的一个素养。
确实是这样,一个是姥姥小时候给我讲天桥的这些小故事,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姥姥当时写了回忆录,她第一件先讲的就是天桥八大怪,我对天桥初期的印象一个是小时候姥姥点滴的回忆,更主要的就是姥姥当时写的那部书。那时对天桥当些小知识来看,了解当时天桥的这些个历史,了解它的背景。后来逐渐过渡到我们也参与了天桥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也看着咱们这个天桥这个街道日新月异的发展。作为我这一代人,也真心的希望天桥不仅是我们回忆当中一个非常珍贵的存在,更希望它能够一直承载着这种传统文化,一直陪伴我们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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