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明口述：曲艺演员赵松山的女儿

我是北京人，我是曲艺演员赵玉明。不但会单弦，也会京韵、西河、梅花大鼓。为什么会这么多？因为我的父亲就是曲艺演员，我父亲叫赵松山，是老一代的，和曹宝禄、高德民、尹福来、顾荣埔是一代人。我父亲教学，其实我都没怎么学，他教那些大师姐，我就会唱。从五六岁就蹬着板凳就打鼓，就能唱《华容道》，绕口令。就是熏陶的。我父亲有六七十个女徒弟，因为旧社会孩子们家里头困难，就让小孩学大鼓。所以我父亲就是一启蒙老师，他能教那么多的小女孩，一代一代的，旧社会就是孩子们能够学会了去挣点钱养家。我是1929年生人，今年周岁88岁。

我住家就在天桥的北边赵锥子胡同，我是在那儿生的，离天桥太近了。也就算是在天桥这一带出生的。我家里头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八口之家，上不起学。我们那个院里十一家没有上学的，就有一家，房东的孩子上学。我们小时候都不上学，帮着妈妈看弟弟，看妹妹。不上学呢就有好多闲功夫，从赵锥子胡同走留学路，就往天桥，小时候没事就上天桥。

我记得我那年才六岁，这个天桥是一个大剧场，是一个大的市场，说、变、练、唱全有。有好多棚子，像孙长海、王艳芬都是大棚里头唱。有关顺鹏的竹板书大棚子，在那里唱。但也有说书的，我有一次就钻到这个说书的场子里头，它是一个桌子，桌子后头一把椅子，周围有那么二三十条板凳，一大棚子，这三十条板凳都是观众坐那儿听书。我一下就钻到那里，我就听了一回书，听的是谁呢？老先生陈荣启，这是老艺人里头说书的。我也不知道说的那是什么，什么小脑袋瓜儿赵壁，杜克雄。其实我就听了一回书，我就不愿意走了，我就还想往下听。他那时候是一回书一个大子儿，我们小时候还花铜板呢，一回书一个铜板。下来打钱，我先是站到外头，最后我就坐到里头了，坐到他那桌子旁边，他一看我也挺新鲜，这么小的姑娘听书你懂吗？我说懂，我就坐他那书桌旁边，一回书一枚，铜子。其实我在家里头，跟我爸要了几个大子，我全都给他了，我也没吃什么。完了一回书给一个大子，听了一天就上瘾了，那时我才六岁，他说的那些书，《五女七贞》《施公案》，我都能听懂。第二天我还去，后来他就说了，你这么点小孩听这一天书得十几个大子，他得说十二回。说你就一天给我四个大子，你听一天。我说谢谢先生。我每天从家里头要出四个大子，到天桥吃啊喝的，我就都送他那儿。我到那儿我就把四大枚搁他那桌子上，我就坐那儿听一天。这个上瘾呢！我不但跟他说我晚上回来，我们杂院里的小孩都围着我，我还给小孩说，我把白天听的都给他们讲了，晚上那小孩都围着我，我给他们说。我记忆力特别好，好多东西我不用特别学，听三遍我就会了。大鼓也好，单弦也好，我听三四遍我就能会了。这个记忆力特别好。所以我就每天去听书。

赵玉明单弦讲座

赵玉明讲座西河大鼓

那天这个白云鹏，是白派京韵大鼓的创始人，他跟我父亲关系不错，他上天桥遛鸟，到陈荣启先生那儿道辛苦，我见了他就喊白大爷。陈荣启就问你怎么认识这孩子？这不是唱大鼓赵松山的闺女吗？嗨，你这孩子，你怎么不说你是赵松山的闺女？我要你钱干吗？打今儿起，你这四个大子我不要了，你听一天书我给你四大枚。我听一天书拿他四个大子，我是喝完了豆汁，吃着炸糕，吃饱了我回家。那时候那个迷啊，还送先生，人家先生怎么说呢？那么好呢？在后头跟着人家，看人家在哪儿住。先生这一天的，全是那铜子，一大兜着提留着，往回家走。挺老远的，人家也不坐车。有时候观众也是他朋友，也跟着他，我也跟着他，看人家进哪个门，看人家在哪儿住。后来我父亲知道了，就到天桥跟陈先生说，你也别给她钱了，她也别给你钱，你让她白听书就行。这样我听了两年，一直到八岁。这个听书对我后来的在艺术上的发展有好大帮助，因为咱们鼓曲艺术就是说唱艺术，这个说唱艺术就是讲故事，因为你20分钟、30分钟，你这一段不是光凭唱，你嗓子再好，你没把故事交代清楚也不行。他必须以说为主，以唱为辅，你这个20分钟你才能把人给说住了，才能够让人家爱听爱看。你比如咱们鼓曲艺术，老得跟观众们交流，咱不是戏，你唱戏你扮上，你是孔明，你是孙权，你是诸葛亮，你扮上就是。咱们不是，有时候这一个曲目里头好几个角色，你说完诸葛亮，你比如说草船借箭，诸葛亮、鲁肃、周瑜、曹操，你都得表演。你表演谁你都得像谁，但是一表而过，它是写意，不是工笔。一一而过你就成了。你比如说赵云这个，在马上端坐一员将，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有的演员他不知道，他就以为他就是那个赵云，相貌堂堂，你不是赵云。你得向观众介绍赵云是什么打扮，什么样，怎么威风，怎么好看，脸上怎么样。得这个神，向观众交流，这是曲艺的表演方法。

我再说说天桥吧，我们小时候也是挺困难的，你比如穿鞋，穿鞋我妈妈做不了，我们也买不起，就穿两三毛钱一双的，穿着叫杆儿挑。他那旧鞋，人家穿剩下的那鞋，他刷点糨子，把它洗洗，反正没露窟窿，没破，都是旧的，他洗完了刷点糨子往那一搁，其实人家就地摊摆着一双一双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全有。我说那会儿说叫杆儿挑呢？都在地下摆着，他得拿一竹竿一挑，你试试，试着合适，两三毛钱买一双。其实特不结实，人家已经穿旧了，都差不多了，再穿几天就露脚指头，露脚后跟了。真是没有办法，我们小时候就穿这个，叫杆儿挑。长这么大没有说买双新鞋穿，没有。

估衣摊

还有估衣，咱天桥讲究卖估衣，何为估衣？就是人家穿剩下的，死人扒下来的那个就叫估衣。这卖估衣的也是两个人站在那儿，从这头串到那头，一边唱一边翻这个估衣。唱的还挺好听，招人。从这头唱到这头翻过来，你要看上哪件衣裳，他就给你拿来试试，几毛钱，也是人家穿剩下的，估衣。什么死人穿过的，好称人家富家子弟穿完了我们再穿，就是穿估衣。他从这头卖，吆喝到那头，一件一件的吆喝，到时候再换一人从这边再吆喝过来，这一天就来回的说这件怎么好，一边唱这个是夹袄，是棉袄，皮夹棉纱，全是旧的。现在咱们都是外国垃圾弄来，那时候不是外国，都是中国人，有钱人穿剩下不要的，死人扒下来的那种衣服。

这个天桥也是穷人挣钱的地方，都是这种小商小贩，八大怪大家都过来，肯定比我还清楚。我写了一本回忆录，我写天桥，我也写的八大怪，也有。反正我们小时候一看那个也挺新鲜的，穿一个大黄马褂骂街，骂这个军阀，祖宗奶奶的一通骂，他就卖药糖，一个葫芦，卖点药糖也能生活。像那样蹭油的，你这有油，他一边蹭一边唱，挺瘦的，我记得那个人，个不高，就怪模怪气的，把你身上那油都蹭下去了，完了你就买他一块肥皂。也能生存。就比较怪气的，所以八大怪比较怪。拉洋片的，一般大金牙一拉，一边唱一边拉那个，爬那小孔里边看，像看电影似的，其实就是一个片，他给说，这里头孙悟空怎么怎么着的，他给说。

我回忆录里头写了几代八大怪，我昨天参加了侯宝林先生的百年诞辰。他其实跟我一样，从小他也是没爹没妈，就在天桥，在云里飞唱的。那时候就戴那纸壳帽子，烟卷盒的那个戴一个那帽子，穿一个大褂，他不画脸，就是戴那个，在那儿撂地。这是我小时候。

晚上呢，他就串街去了。我小时候也串过街，为了帮助我父亲养家，因为八口人。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那个做艺的太难了，没地方挣钱去，我们10岁就背一个鼓。从我们赵锥子胡同一拐弯，就叫做莲花河，这一条胡同，是三等妓院。我们好多人，你比如像侯宝林、王孟山、高凤山、辜荣埔、尹福来，我们这些人都在那个妓院里挣钱。我们好多小姑娘背着鼓，我们这有一套，这套里头装一个鼓，装一个木板，一副铁板，一副鞋子板。

冬天是一折子，夏天是一把扇子。这一鼓架子，这套有绳，把这鼓架子呢，拿着绳子一绕，这么一背，俩小姑娘抬着就去串街。妓院它也是一个大市场，都是谈生意的，做生意，到那儿去交朋友，到那儿喝茶。一般白天就是喝茶，他晚上住宿那是单一码事。我们呢，他们去那儿喝茶，我们就进去给他唱。有时候那妓女，那姑娘也跟我们一块唱，一天能挣个块儿八毛的。明天家里生个火炉子，比如冬天买几斤棒子面，就能吃饭。过去的那个艺人呢，三六九等，像最低等的，就是天桥晚上去唱，再有能耐大点的，高点的，上剧场，再有上堂会。天桥都是坤书馆，比如小园子，能有那么十来张桌子，有一台，这叫女班，全是女孩子，往台上一坐，进来的客人坐到茶座上喝茶，那时候一块钱一壶茶。我那时候十三四岁，客人要看哪个女孩子，让她唱一个一块钱。这一块钱呢，我们给前台，前后台连伴奏的，五毛，我们落五毛。就天桥这种坤书馆不下十个。我最初去的是春华园，万盛轩的旁边，这新凤霞就在万盛轩唱的，魏荣源都是在那儿唱的。

我们这个春华园前边就是飞飞飞，哥仨杂技。我们这叫春华园，春华园是以坠子为主，是马中翠挑班，她家里头马桂荣、马小荣、马爱荣、马秀荣。还有董桂芝老先生也是坠子的佼佼者。他妹妹董桂云，还有一个男的叫王永安，拉弦的叫张志和，现在是广播说唱团的老班子了。我13岁就不去妓院唱了，因为长大了我就不到妓院去唱了，就上园子，我们叫上园子，其实就是坤书馆。这坤书馆也就是旧社会的女孩子想挣钱，她好像有一个潜规则，你女孩子只要出来，女招待，饭馆的女招待。打球，球场的服务员，现在是服务员，那时候的叫女招待，就是服务员。一般的干这个，唱大鼓。就是比妓院要高级，这么说吧。反正也得有男的来捧你，让你唱，花钱让你唱，也是这样。所以女孩子们学点大鼓就上这个坤书馆。后来在天桥我第一个去的春华园，后来二友轩、得意轩、合意轩、瑞云、天花、春华园，还有这么十来个，在我那时候就有五六个，七八个，都是这些坤书馆，都是一些女孩子在那儿唱。也有茶座，进来唱茶，让我们唱一个，给一块钱，当然也有给三块，也有给五块的。他喜欢这女孩子他就多花钱，他来多少次呢，请她吃个饭，交个朋友，这都有。

但是就是说你只要是女孩子唱，不光是唱，各种戏曲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过去四大名旦全是男的？女的落不住，长得太漂亮了，也得让人家拉走。过去的旧社会只要你结了婚就不能再唱了，不像现在，结婚生孩子你还能唱，不是。结婚就跟人家过日子去了，说实在了就让资本家买走了。乔清秀跟乔立元是两口子，她还唱，最后让人家拿刀给扎死了。就是你有男人在你身边，不行，就是女孩子去唱，唱不了多久就不唱了，或者给人家做小，明白吗？人家家里有太太，再娶一个外家，真正说一夫一妻去过日子的也不多，也有，但是少。都是生活所迫，这是旧社会的痕迹。我们受人家外国侵略，我们国家太穷了，太苦了，所以没办法。其实我为了养家，我六岁蹬板凳就唱，跟着我父亲上堂会，十岁我就背大鼓跟侯宝林、王长友这些师哥们一块去串妓院，挣几毛钱养家。到17岁就让资本家买走了，因为他能养活我这八口人。我不跟他走我天天唱去，那么多的军警特都能来找你麻烦，你稍微有点姿色，那就是麻烦大了，我也就不愿意受这些麻烦，给大家当外去，我就给人家做小，你能养活我这一家子，我就认了。其实到人家里照样受歧视。唱大鼓的，你是下九流。人家有钱大家庭，到了那也得忍着，给人家生了个儿子，管人家太太叫妈，管我叫姨。

天桥有轨电车

我跟那个老妈子一块吃饭，这些个都是旧社会的痕迹。没办法，不是我一个，好多人都是这样。你比如天津像小蓝云，唱的，那是京韵大鼓一把，最后也被一个大资本家带走了。当时我们要条件，得八抬大轿，行啊，人家有钱，人家还有老婆，还有孩子，你再要，角儿，你就是多好的条件，你要多好的条件，他有钱，没关系，就喜欢。所以你看旧社会四大名旦全是男的，女的唱的再红，再好，留不住。咱们天桥，这个大市场，大家都在这儿挣这钱，挺不容易的，说相声的画锅，小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画锅，就拿白粉画一圈，就站到里头就说什么荤相声，只要能挣钱。也有不少在天桥做生意的，那叫撂地。你看侯宝林先生也会拿那白粉子写字，那就是撂地的技术。在天桥甭管是南城北城的，有钱的，都逛天桥去，它也是高中低档全有，也有饭馆，也有什么撂地的。咱们北京东西南北城，过去咱们天桥这儿有两个黄牌、红牌，黄牌奔东城，电车，有轨电车。红牌奔西直门，黄牌奔东直门，这两辆。过去咱们北京，你比如说东西南北城，咱南城全是做生意的，唱戏的，那些什么谭富英，那些名角都住在南城，南城就属于天桥前门这边，这算南城。东城就比较高贵一点，都是外国的大使馆，东交民巷、西交民巷。西城就是文化区，像过去的北京大学，清华什么的，都是文化区。在北城就是皇族多，北城的都是太监、宫女、王爷的后裔出来，都住在北城鼓楼以北全是。过去曲艺讲究上堂会，咱们北京的大剧院没有，就是新世界有一个海飞，这是一个大的场子。那里头卖什么的都有，曲艺园子、电影园子什么都有。我小时候，刘宝全在那儿唱过，我在七八岁听刘宝全的《战长沙》，在那儿听的。我十一二岁，小彩舞到北京来，就在海飞这儿唱。那时候小彩舞叫金嗓歌王，到北京来，其实她才二十多点，嗓子好，金嗓子。她那个唱也挺绝了，那时候也不讲把这故事一气呵成，她那个声音就太漂亮了，唱完一落，你比如说我听过她一段《徐母骂曹》，那弦子，小胡琴，不涨半调，涨了半调再回来。到时候再冒第二份，她又来那弦、胡琴又涨了，再唱比刚才还亮。唱六份。怎么也得涨两个调，涨一个半调。到后头老徐母仰天大笑，毫无惧色，恨不能及时就义以报君王。哎呀，太漂亮了。

赵玉明表演京韵大鼓

她年轻时候也不打扮，不擦粉，就穿黑旗袍，也不烫头，这头发留挺长，往后一背，这儿别一个夹子，一个大尾巴在后头。漂亮！淡雅，这大眼睛。其实她个不高，特有气势，就那种大将的气势，这是她年轻时候第一次到北京来唱《击鼓骂曹》，端上这花盆鼓来，打这个“夜深沉”。她在天津红的，在天津小梨园唱红的。她也挺苦的，她被卖了四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多不知道。养父、养母，她父亲叫骆彩舞，她就叫小彩舞。我小时候纳闷，怎么还有叫这名的？但是人家嗓子好，唱得好，只能叫小彩舞才有这嗓子，小时候就是。她到北京来，才二十二三岁。过去的这个鼓曲艺人特别多，上堂会的，北京堂会比较多，为什么呢？就是园子少，除了坤书馆有几个，真正的剧场，唱曲艺的不多，有时候一个礼拜、俩礼拜的有一个义务，撺个什么，给祖师爷办那个四月十八，要撺，大角名角都得上，为了那个聚会。这有时候吧，一个礼拜、俩礼拜有那么一场，像中和、长安、华乐，那时候不叫大中，叫华乐，演那么一场，全是北京不错的演员去一次。平常没有固定的剧场，我觉得除了那个海飞以外。(www.xing528.com)

后来解放后才有什么小上海，什么金秋，解放前很少有。堂会多，在天津剧场多，在天津挣完钱北京歇一下午，像容赞臣、孙福林他们这些都是北京有房，到北京休息，歇假，挣钱上天津挣去。咱们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都得到天津。天津观众批准你了，认可你了，你才是一个好角。这天津人厉害，对演员，你要真好真捧你，不行你走人，这些不容，就这么厉害。我父亲那时候到一年祭灶，到腊月二十三祭灶，就是堂会条这么一大摞，随着祭灶烧了，就去上堂会。堂会也叫杂耍，你看他上堂会的就是上去唱两场，角儿，好角唱两场，白天唱一场，下午唱一场。比如像那时候，像旧社会三十块现大洋，这是好角的。我们小，我们也上堂会，我们是要打山寨，什么叫打山寨呢？就是人家角来唱完走了，这儿不能空着，我们得老在那儿唱，其实我们才挣一块钱。跟这个剧场一样，折跟头打把式搂的一块钱，那角儿五百。我们就是那个打山寨，底包。我们上堂会八个男的，旗袍马褂坎肩，那时候上堂会必须有的，八角鼓，男的，八个人站在那儿唱万寿香，都是唱吉祥歌。

堂会就是生日、满月、娶媳妇，就是办喜事都请杂耍比较多。过去咱曲艺就叫杂耍园子，不叫曲艺，曲艺解放后才有的这名，过去叫杂耍。说、唱、变、练，戏法、耍叉、踢毽子、抖空竹的、顶坛的，这都跟杂技在一块，加上唱的。男的八个人唱完了，女的八个唱“小八仙”，我们也唱吉祥歌。完了太太小姐上桌了，我们拿着扇子，太太请点一出。他们吃饭又说又笑，我们这儿就唱，他也不认真听，但得有响动，老得响着，不能没有。有一次常宝坤，小蘑菇，他这儿演完这场，他又去赶别的堂会，他又赶好几家，到晚上都十点了他们才赶到我们这一家，再说第二段，他必须说两段。我们不能闲着，从下午吃完饭我们就得唱到我们都没的唱了，老得敲着鼓唱着。等他来都九十点了，得他说完这一段我们才能收，他不说完我们不能走。他来了以后我说老爷子你可来了，你来我们才能走。他说我也没办法，我这几家堂会，几家电台，他也是挺忙的。我们那个时候干的那个都是累活，还不挣钱，反正就是学艺，就是小孩学艺，所以北京就是堂会比较多。天桥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些个坤书馆，没人点我们也得唱，也是不能闲着。

比如没有客人，我们就当排练，就当溜活，我们也得从一开场，下午一点半两点到五六点钟。客人多呢，点他一个，有人点我们唱，没人，大伙站那儿也得你唱一个，我唱一个，他唱一个，也得在那儿打着鼓唱，招人。人家棚子里头，我们叫圆帘，就打那个鼓，西河，打那鼓，也得叫座。我们的坤书馆也是，这些小孩们在那儿。

弹弦的呢，伴奏员，过去这些好弹弦的人都在天桥弹过，像给我伴奏的那马常青，什么胡宝均，什么尹福来，这些个都在天桥，天桥他怎么呢？他赶一家，他不是坐弦，他在这家弹三段，他就上那家坤书馆，到那再弹三段，他赶三四家。待会儿他再回来，转回来他再回来，这儿再弹弹，他才拿这个份，弹三段。我们有时候好一点的演员呢，也等着这个好弦，你比如马常青吧，过去瑞云像什么于岚凤、方红霞这些唱的比较好的，刚好客人要点，就说先别让我们唱，等那弦来了。也有不好的弦，就会弹那么两下子，让你唱着难受。等这好弦来了再唱才有精神。我们老先生总结叫三分唱，七分弦，这弦是就伴奏的，好伴奏的，他能给你提起你的艺术。过去这些女孩子都是跟伴奏员学的。过去什么胡宝均、于少章、白奉霖、霍春山，这些都是早晨到这些角儿家里去排练，就给这个。他们也教学，他们教出来的给你弹，你就唱着舒服。

要那个好的弦唱，你演员本来就有六成能耐，你这师傅能给你弹这弦带，你就变十成能耐，就能托着你走。他那个乐队替你唱，你有六成能耐，那弦不跟着你，跟你不是一码事，你变成四成能耐。就是这个乐队跟演员的关系特别重要，一个好演员都有他的好伴奏员。

我就想说说我们鼓曲的表演，我们讲究，这鼓曲是文学艺术，因为第一脚本，你看好的节目它能把演员抬起来，你看骆玉笙的《剑阁闻铃》《丑末寅初》《红梅阁》，还有单弦《打渔杀家》《倒拔垂杨柳》《孔雀东南飞》，我们也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唱个小段。我们是文学艺术。

赵玉明与种玉杰表演京韵大鼓《坐楼杀惜》

我们又是表演艺术，这个说唱你要说，它是语言艺术。这个我都跟广播学院去给人家讲课，我也跟人家学习。这轻音字、重音字，出气的字，它有好多讲究。你哪一个字轻，哪一个字重，怎么样抓人，让观众能够听进去，这都是有技巧的，我们就说你从他这儿也没有高潮，你也不知道语言的结构，你一倒腾，观众也一倒腾。就是你演员能唱多深，观众就能懂多深。你演员没有，可是这嗓子还不错，今儿挺卖力气，这不是艺术。

我开窍的时候，就从我那个团长白凤鸣。这个白家，白凤岩是三弦圣手，是我的老师，我到说唱团跟他学了三年新梅花调和马头调。他的三弟是白凤鸣，是少白派的这个创始人，也是白凤岩让他弟弟跟刘宝全对抗，但是他弟弟白凤鸣没有那么高的亮丽的嗓子。他给他单做了好多适合他唱的，低音的，半音的，好听啊！那种单给他作曲，单给他做的好多节目，形成少白派。所以这个他们白家人是几代人都是好角儿。现在他的五弟叫白奉霖，这两年刚去世，九十多了，也是好弦，也会弹，也会唱，也会教。之后这个教白惠迁，白惠迁也是好弦，我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倒拔垂杨柳”，这段就是白惠迁给我弹的，这个艺术它也要靠天赋，他才16岁，他给我弹，我唱着就舒服。有的人跟唱一样，唱一辈子没出来，弹一辈子没出来，他16岁，他就能给我弹这一段，我这一段现在有音配像，就好。所以那时候陈云同志喜欢京韵大鼓，也喜欢南方评弹，我们这团长好多年都不唱，最后给他录了资料。那时候我还年轻，二十多岁，原来我唱的我也不懂，我就是卖力气。他唱一个《华容道》，其实我从6岁就会唱《华容道》。

从小都说这孩子小嗓子也好，嘴里也都好，好玩。我就会唱这个，就是这白凤鸣给陈云同志录这个资料，就唱这个《华容道》，哎呀，我从头听到尾，就像我没听过这一段。就是这个演员他体现的深刻，孔明怎么派兵，关公怎么不愿意，最后曹操怎么求他，你放过我，就这一段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节目。我才明白，演员体会多深，观众就体会多深。演员白开水，什么也没有，观众也就没有印象。说绕梁三日，入木三分，百听不厌，这叫功夫，这是艺术。要达到这个程度，就太不容易了！我们有四个字，会、通、精、化，你会了，你这是会唱，嗓子不错，你准会唱。通了，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了。精就更不容易了，唱精了让人百听不厌，能让人下回还得买票听他，能叫座的，这叫精。到化就是四两破千斤，没使劲，就这一点，就跟这个按摩师一样，我就这儿酸，啪这一手按下去，就是那穴位，舒服！观众也是这样。这个劲大了不行，劲小了不行。这唱也是一样，你太努了，过了，你不使劲没有，观众不给。你稍微过一点，讨厌了。这个度，这会、通、精、化都要有这个度，这个度太难了。不卑不亢，不温不火。

首先得是语言，字，每一个字能让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出你唱的是什么，这要下工夫。比如《春至河开》它这不在你外头口形，有的人唱什么艺术都算上，要照顾口形，口形要好看。他这个字清楚在里头，春，你老觉着这嘴角向上，春，就难看了。春，它出气了，你不出这气就是没有。春，它得字头、字中、字尾，这个音从哪儿出来，打到哪儿，这舌尖到哪儿，舌根到哪儿，功夫都在里头呢。至，这声音从后头出来，要让它打上来，打远。我们讲这四个字，这是我跟人家语言专家学的。你所有十三辙都包括在你这个开启合错，这个字。你看播音员天天拿着一张纸站那儿背这个诗。出气的字这纸得动弹，不能有吐沫星子，这功夫都在里头，都在口形里头。这个音该收到哪儿，该前齿，该后颚，你必须每个字你都得讲究，后一排的观众才能听出你唱的是什么，一点都不能马虎。你比如在苏州有一个六十六条胡同口，里边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他倒坐门口吃牛头，来啃牛头。它不在你快慢，在你这个清晰，我们叫清晰的口齿流利的字，醉人的声韵，动人的声韵醉人的音。

怎么才能让一千多观众都能看你？都能觉得你那么领神、气场，这个演员要会制造气场。这气场从哪儿来？精气神，你这一上台就像插上电门了，插上电了，上了弦了，全部的观众都得在这儿，你哪怕一个手指头伸出去，你得有位置，你的眼神，怎么能让这一千多观众、两千多观众都能看你。精气神，你得有这个精气神。要制造气场，没这个，你上台也跟台下一样，你唱的再好也不行。这个演员要学会制造气场。其实我差一岁九十，我要上台，人家说我不像，刚才于老师说也不像。在台上就是全神贯注，他精神就来了。这观众就要你这个，一个你要有冲击力，有爆发力，一个你还要让他们坐住了，舒服，好听，好看，这观众的脉搏他跟演员走，你演员老在那儿嚷，观众也在这儿疼着，他累。你得让他有爆发力，他要刺激，你还得让他美，让他舒服，让他听。要不过火，也别不够，这个度要掌握好了，所以演员在台上挺不容易的。你比如说吐字，你比如这六个字，你哪一个字轻，哪一个字重，内容就不一样。

这个演员在台上有演员的态度，有演员的修养，有演员的政治态度，人生态度，都能从你的演唱中发现，能观察。

其实就《华容道》从古来就有，你这个演员思想进步，与时俱进，你跟那个天天在家里烙饼、蒸馒头、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唱出来都不一样，你们虽然都是传统节目也不一样。每一段都有演员的态度，演员的内心。你比如说我说六个字，“明天我上天津”这六个字，你强到哪一个字，这意思就不一样。明天我上天津，是明天，不是后天，不是昨天。明天我上天津，你强调明天。明天我上天津，你强调天津了，就不是去上海，不是去南京，我是去天津。明天我去天津，不是你，不是他，是我。这个唱词你要抓住重心，抓住重点，在每一个字上都有功夫，都有你的态度。你能够把这个东西表现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一个是练习口形嘴里的字，一个就是他的内涵。这演员要有内涵，还要向社会学，多观察社会，多关心国家大事。一个演员不是会唱就好，会那词，你那词在，你那腔也对，就是不抓人，为什么？语言的逻辑重音你要会掌握，你才能把人抓住。其实我也没读过书，就是要塑造自己，要锻炼自己，要修炼自己。要修炼成一个好一点的演员，比如说你从各方面都得去观察。我不客气地说，我也是从小就在天桥，旧社会，日本侵略，我十岁以前军阀混战，后来八年抗日战争，又三年解放战争，那些个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全尝过了。

赵玉明获得“终生成就”奖

我就信共产党，我们有时候也烧香，也给祖师爷烧香，也拜佛，但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唯物主义。因为我这儿说句实话，我们家的人谁说共产党不好我都不愿意，只有共产党救了中国，我们这七十年不打仗，人民这么安定，古来都没有。这说实在的，我们学艺到今天好好学，为社会主义服务。其实我都差一岁90了，我如果在家一呆，真唱大段我也唱不了，但是我愿意给曲艺喝采，给曲艺助威。我带着学生，我自己唱不了，我带着学生咱们一块唱，我这精气神，我也要为曲艺服务。因为旧社会受的苦太多了，这新社会享的福太多了，所以要把我热爱的这门艺术，这门曲艺，把它唱好，把它传承，把它研究的透彻。

其实你说有人家问我，你怎么保养的？其实还真不是保养。我这人呢，牛奶不喝，鸡蛋有限，猪肉不吃，营养品不吃，什么学生送的鱼油、人参、阿胶，我都不吃，就是一天三顿饭。好像前人说过这么四句话，“遇事不怒，坚持走路，劳动适度，基本吃素。”就这四句话是我养成的，遇事不怒，我这人与世无争，我从来不争什么名啊利啊。我的什么金唱片奖，单弦非遗传承人，好多的荣誉，我都没争过，我也没去托谁的，我的荣誉都是人家找我来给我的。我这个人呢，也淡泊名利，为什么呢？就是旧社会太看多了，这个人呢越活越精，就现在我不说与时俱进，反正每天的新闻联播我必看，北京新闻，全国大事，世界大事，我都想知道。这手机，现在这个新时代太快了，追不上，我也要努力追，我有微信，我还能拿这个手机花钱，电脑，我都能够懂一点。

为什么呢？要跟上时代，你要跟不上，这个搞艺术的，你要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关心社会，你的艺术长不了。其实说咱们民族艺术有点萧条，现在就好了，从文代会以后，党就把咱们国粹，民族艺术都提前一步，都往上推了。你这看这三天天桥剧场，一张票没卖，全是国家拿钱，都是好角儿，钱不少，就是非遗，为了传承，为了给大家听民族艺术。就像我们，其实我这岁数也是带着学生，我唱一段，带着他们俩一块唱，就这点精神。我爱我的艺术，我爱祖国，我爱这个社会。我还要发挥我的余热，我去传承，教学生。我觉得一个搞艺术的，一定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好像你看我在台上不像九十，差一岁九十，老像那五六十、六七十岁那种精神，这就是一种力量，就是自我修炼。我爱这个社会，我爱我这个国家，我爱我这个艺术，我就不老，不服输，不服老，你还能有这点精神。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好好地爱我们这个社会，爱我们这个艺术，去传承，去接班，把我们的艺术就着这个契机，国家对我们这么重视，我们艺人应该珍惜，应该爱惜，好好地继承我们的艺术。今年我能上台，我只要能唱，我还唱，我还带学生。为我的艺术，为我的国家贡献自己晚年的一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