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和口述天桥：与北京琴书创始人关学曾的初遇

我叫尚文和，我的师父关学曾是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北京琴书，这是我师父给定的名。北京琴书的前身是单琴大鼓，以前，还有一个名称叫五音大鼓，五种声音有板、有鼓，有唱腔，有伴奏。五音大鼓，过去不算是一种曲艺形式，只是民间老百姓自娱自乐的那么一种形式。1924年外地发大水，农民逃荒，就逃到京城，基本上逃到京南一带，沿街要饭，利用这种形式演唱，他们沿街要饭、卖唱，有人给钱，他们发现自己唱这个还能挣钱，这样就慢慢发展，成了一种曲艺形式，叫做五音大鼓。那么我的师爷呢，翟青山，他在当时唱的是最好的一个，后来就有我的师父，师大爷，他们愿意学这个就跟着一块学，当时也是五音大鼓。这个时候呢，电台已经能够开始采取他们的录音，过去呢都是现场直播，没有说录播的，就是说商家买这个钟点，比方说买十二点到一点这个段，这个时段呢，演员就到电台去唱，人家时不时做做广告。因为它是直播，有一次呢，演员到了，乐队没到，只到了一个扬琴，本来是应该有扬琴、有四胡、有二胡、有三弦。时间到了就得给人家播，时间到了，怎么弄？还得开始播。这样呢，就只好用一个琴来伴奏。结果播出去以后观众反应这么唱，比有那个四胡、二胡还好，干脆您就用一个琴吧，这么着改名叫单琴大鼓，一直延续到1950年、1951年。

这时候抗美援朝，老爷子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在朝鲜也见到有其他的曲艺形式，其中叫琴书的有很多，什么山东琴书、冀州琴书、路安琴书，我师傅觉得自己唱的这个单琴大鼓是不是也可以改个名字叫琴书，就这样叫琴书吧。在前门箭楼上面有一个大众游艺社，当时有老艺人，也有比较年轻的，像曹宝禄、孙砚琴、魏喜奎这些人在那演，我师傅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应用北京话来唱，干脆就叫北京琴书，从那以后单琴大鼓，就改成了北京琴书，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现在。这是北京琴书的来历。

我学北京琴书纯粹是一个巧合，这是在1960年，那个时候我刚刚十岁冒点头吧，在一次广播当中我听了北京琴书一段《杨八姐游春》，我觉得特别好听，从那以后是一发的不可收拾。为了丰富音乐加上二胡和四胡，我想学怎么办呢，那时候岁数小也不懂事，直接就找到我师傅这了。到西单剧场我说我想跟你学琴书，他也不认识我，又看我是个孩子，就对我说，你要想学呢，到文化宫有一个业余宣传队，你可以到那去，我真到那去了。老爷子当时在前门小剧场演出，我只要一有工夫，就到剧场去看。过去看玩艺儿是怎么收费呢，十分钟二分钱，你什么时候进去给你计上时间，出来计时收费。我到那就听北京琴书，别的我不听，这时候我已经见过我师傅了，我在门口那等着，等着我师傅一出来，我就走过去跟我师傅说几句话。老师说你这倒好，就听我的，别人的不听。从那慢慢的跟老师比较熟了。他说，你既然这么喜欢，有机会到我家里去，看看你能唱不能唱，有没有条件唱。我也是仗着胆子就去了，当时我师傅在沙子口街三巷二号，我到那去了，老师说那你唱两句吧，我说我没学过，我只是爱听这个。他说那这样，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学，看看行不行。老师当时唱的也是《杨八姐游春》，我跟着老师学唱了两句，这是一对一的学。他一看还行，就这么着慢慢的跟师傅建立了关系。

我当时上学，学校往我母亲单位打电话，说您这孩子特别喜欢北京琴书。正说到这呢，旁边一个人搭茬了，说咱们单位的肖松俊当初就是给关学曾打琴的，这么着我母亲把我给介绍给她的一个同事，当时在玩具厂，肖松俊看我也真是喜欢这个，带我到关老的家里，慢慢的就熟悉起来了。我一看能认可我，那我就得了，咱们一定要学这个。就这么着，一直慢慢跟人家学，那时候没提到拜师，我刚十几岁也不敢提拜师。我平常还要玩一会儿京胡，二胡，老师说你能不能玩乐器，我说我就玩过京胡，四胡我可从来没用过。当时老师家里有这四胡，他说你拉一下我听听。我仗着胆子，在老师面前试着拉了几下四胡，他说还行，有点意思。他问我，你会扬琴吗，我说扬琴也不行，我就是瞎打。他说那你打一个琴书我听听，我接着来了一段琴书，老师一听还行。我一听老师说还行了，老师那就是基本上认可了。当时还是确实没提到拜师，等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了，我跟老师也十多年了，一直没正式叫师傅，就想干脆拜老师得了。当时师傅说，得了，我收你这徒弟了。这样就等于完全的认可我了。他对我说，以后别人要问你，你师傅是谁，你就说是关学曾，别人要问我尚文和是谁，我就说那是我徒弟。一直到师傅去世，这十几年一直就这样。到现在师傅已经走了十几年了，我特别的怀念我那恩师，喜欢北京琴书的广大听众也特别怀念他。

过去在天桥演出讲的是撂地，画锅。什么叫画锅，就是用白石灰、石膏粉，在地上画的一个圆圈，人就站在圆圈里表演，我们行话叫画锅。还有一个名称叫捡板凳腿，过去在天桥，老师没有固定的场地，只好是捡人家板凳腿，人家演员比方说两点到，我一点到，在他演出以前，我来演唱，演唱就是随时要点钱。到两点了，该让人家了，这时候呢，观众也都围上来了。后面演出的这些人呢，也愿意前头再有几个演员，我们叫招粘子跟着演唱，可是在天桥对老师讲，也受罪，你也能遇到地方上一些社会霸道的人，你还得维护了他们。

关学曾在天桥唱北京琴书(www.xing528.com)

有一次老师唱到半截，底下的人没围好，他们也懂这些规矩，拿着一块布，上来把那鼓一蒙，意思就是不让你唱了，你还就得走，这是在别人的地面上。在剧场里也是，剧场里讲，你要是唱不好，有时候茶碗就扔上来了。过去卖艺，确实是不容易。老师跟我们讲过这些。我还问他，那您怎么能养活一家子人呢？他说，那就得跑电台，一天要跑几个电台，从早晨八点到这了，一个钟头完了，赶紧赶下一个地儿去。这么着跑电台，多少还能维持一下家庭生活。后来等到解放了，成立了曲艺工会，在前门箭楼上，曹宝禄他们弄的，这样算把零散的艺人全都集合起来了，到最后成立了一个北京曲艺一团，曲艺二团，曲艺三团，最后呢，三团合一了，叫做北京曲艺团。北京曲艺团就是这么来的。

过去天桥这个地界儿，演杂技的、演戏法的不少，也有唱的。天桥在我印象里有一小桃园，唱评剧的，当时有个叫邢少英的在那唱，还有坠子馆，有唱河南坠子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天桥的所谓兴盛时期的后期了，就是艺人已经不在地上演了，各占一个小剧场。所谓的小剧场是什么，就是茶馆，二友轩，万盛轩，现在咱们听的凡是什么轩的都是茶馆。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宣武说唱团，占的是二有轩，他们能有正式演出的场地了。

天桥原来所谓画锅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风来减半，下雨全无。这演到半截呢，因为那时候都是露天的演，一刮风人就能减一半，一下雨，那就没人了。有时候就一俩个人跟那听，但是你为了挣人家钱，人家就一个人，你也得给人家唱。就这样，那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有这么一句话，先学不要脸，再学二皮脸。就一个人，那你也得给人唱，伴奏的一个，演员一个，演员比观众人还多，但是没办法，就是为了生活。

天桥的兴盛时期，据我个人看，是在解放以后，到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后来宣武说唱团也解散了，演员都各奔他乡了。那时候天桥的街面上也比较乱，整个一趟街这一块那一块的，等到文革的时候就全都没有了。现在有天桥艺术大厦，跟过去没法比了，这也是时代变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过去那些平房也不可能保留了，拆了以后，弄了这么一个天桥艺术大厦。这里头据说还要有我们曲艺的这么一块阵地，确实不容易，看来也是党和国家对咱们曲艺还是很重视的，我希望曲艺越发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