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砚声口述：《口述天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我叫刘砚声，1947年3月18日生人，是地道的北京人。唱北京琴书最好是北京人，因为吐字发音都需要京腔、京味，北京的方言土语。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是中国曲艺家协会和北京曲艺家协会的会员，通过咱们天坛街道申遗，我被批准为北京琴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从小就接触北京琴书，父亲和母亲都特别喜欢这个北京琴书，解放前就跟关学曾先生认识。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坐在我父亲腿上学打琴，我父亲也会打琴。以前，我父亲与关先生他们都有来往，我父亲比关先生大一岁，所以那会儿我去关先生家串门就叫关叔。关先生有一个二徒弟叫赵玉宝，当时他还没下海，我们说“下海”呢就是干专业的。他那会没下海的时候在邮局工作，比我大一轮，大12岁。我父亲他们就是喜欢这个琴书，这个赵玉宝就拜了关先生了，我父亲那会打琴，他们家住东直门外，我们家住东直门里，他们下了班就上我们家来遛活。

因为那会没有扬琴不行，他们就认识了。他们在一个单位。这样呢，老上我们家唱。我小时候下了学就听他们唱，他们那会就加入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艺术团的曲艺队到处去演出，在1958年的时候，他们就获了一个全国第一届曲艺演员比赛一等奖，所以那时候就挺有名的。1958年、1959年那时候我十一二岁，让我也给他们垫个场，唱个小段什么的，就这么着。所以，我实际上十一二岁就基本登台演出了。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到电台表演，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在西便门那儿，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当时北京广播电台成立了一个业余说唱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专门的说唱团。北京的广播电台北京业余说唱团，大部分人都是北京市劳动文化宫工人艺术团曲艺队的人。后来，因为我唱的时候跟着他们老一辈就认识了，他们成立了以后也让我演，因为我那会也小，十三四岁，觉着也挺新鲜的小孩，所以让我唱。我在那录了三次音，当时负责人，我现在还记着他的名字，叫秦尚书。那会我唱的都是关先生的一些大段、小段，还有父亲写的段子，也觉得没怎么学，全是熏出来的，没有特意地去学。他们在那像赵玉宝在台上唱，我就在底下听，都是听会的。最后听一些新段子，关先生就是特别喜欢新段子，什么《秦香莲闯宫》《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那些段子，唱小段比较少，我们北京琴书小段都是后来关先生退休了以后，他自己发明了一些，我们垫场的一小段，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笑话，因为等到改革开放以后都是年轻人，一听唱二三十分钟，有些都坐不住。我到初中毕业16岁以后，就是1966年，毕业分配到唐山去了三年，回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快结束了。文艺复兴是七十年代末的时候，这时候北京市劳动文化宫又恢复活动了，成立了工人曲艺团，这时候又招生，我又去考那了。我到那去有这么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关先生听我唱过。大家串门，那会十三四岁的时候，上我们家串门就听我唱，唱完了给他送走的时候还说跟我唱琴书去吧，就这样。我父亲当时考虑，因为我们家就我哥一个，就还想让我多上点儿学，那会不是都愿意多上点学培养孩子。就说以后再说吧，孩子还在上中学，中学毕业以后再说。就这样，我是一直的从事这个。你想，从小时候唱，一直到现在都七十了还在唱，我跟北京琴书的渊源特别深，2012年在天津的时候，天津图书馆请我去讲座，我在那讲我爱北京琴书。跟关先生到文化宫就是“文革”以后，到文化宫去招生，经过张玉林老师和谢真两位老师的引荐，就拜到关先生了。当时，关先生想没打琴的呀，就想起我来了，因为我父亲打琴，我小时候也打琴，文化大革命我一直站着打扬琴，就这样托人找到我跟我说，说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琴师，吴长宝先生，你愿意不愿意？

当时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解放前也跟吴先生、关先生特别熟，吴先生比我父亲大一岁，关先生比我父亲小一岁，吴先生1920年生人，我父亲1921年生人，关先生1922年，他们都是一代人。回去跟我父亲说那会，关先生让我拜吴先生为师，听着他特别高兴，那你可得好好规整规整，就这样经过关先生引荐，我就拜了吴先生为师了。从八十年代初我就跟关先生一直学习，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是什么呢？工人文化宫凡是招来的队员，每周四下午都给我们半天假，所以我在单位可以给我们出一证明，我们每礼拜四下午上文化宫活动，我们就是排练，礼拜天或者是礼拜四有时候我们就去了，这个礼拜上关先生家，下礼拜上吴先生家，上关先生家我给打琴唱，关先生给他说唱，到吴先生家他唱我打琴，吴先生给我说琴，所以就经过这两三年的时间，我们俩基本上就把关先生两个大段，还有好多些小段，《长寿村》《礼尚往来》这都学会了，那会文化宫一到年节还有慰问，慰问国宾馆、慰问军队什么的，经常有这些活动。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学艺的时间。他也唱得不错，我打琴也打得不错。等到八十年代的中期吧，1984年、1985年，关先生就在家里头办一个学习班，就为了把北京琴书传承下去。我们上一代有三位老先生，一位是陈士通，原来的宣武说唱团的老先生，他都比关先生和吴先生都大十来岁呢，是我们师大爷。我们北京琴书这上面的三位就是陈士通，吴长宝吴先生，还有关学曾关先生，这是我们上一代，也是北京琴书第一代的创始人。

老天桥书茶馆

我们北京琴书是从哪儿发展过来的呢？它的前身是清末民初的时候，流行于北京的通县马驹桥，大兴的采育，还有是河北的廊坊，那会叫安次，这三个地方正好是一个三角区。我们北京琴书的前身就是五音大鼓，当时这个五音大鼓就在这一代流行，都是农民他们自娱自乐，赶上农闲的时候就凑在一起。为什么叫五音大鼓呢？就是因为它有扬琴，有四胡、有三弦、有鼓板，再加上人唱，这五音，这是我们先生跟我们传说的讲的这个事情，叫五音大鼓。当时代表性的人物有那么几位，这几位有翟青山，他们归了门以后叫翟德林，他们都是德字辈。还有常德山，原来叫常兴怀。还有梁德贵、魏德祥这些人，他们都是德字辈。由于天灾人祸战乱，当时也是日本侵华，他们农民没有什么收成，没有什么收成就流落到天津和北京。到那个地方呢，他们都没有师父呀，那会江湖上讲要拜门子，他们后来呢就拜了一位叫田玉福的老先生，是个木板大鼓的，那会叫铁板大板，铁板木板，拜了这个田玉福老先生就有了门了。说那个是我师父谁谁谁，我师父是谁。有门就没问题，江湖上都互相照料的，特别讲江湖义气。后来，他们就在北京和天津演出，演的唱的比较好的。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是五音大鼓，什么叫五音大鼓？当时就在那流行，后来呢，这个五音大鼓就到了北京和天津发展。到天津的时候，现在说起来是我的师爷，翟青山翟先生。当时他也说一些大书，也唱一些小段，而且那会都要到电台去广播，所有的像我母亲父亲他们这一代听到单琴大鼓，都是从话匣子里听来的，定点就听，他们之中要播一些广告。有一次三几年的时候，翟先生就到电台去做节目，做节目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几架乐器，有扬琴、四胡，还有这个三弦，结果这个四胡和三弦都没来，就剩一个扬琴了，你定好这个时间了，你必须得去播去演，所以就用了一个扬琴就给人伴奏，就直接演这个节目了，直接直播，那时候直播出名。没想到播出以后这个反响还特别好，因为扬琴的声音经过电的广播一播出去以后，再加上人唱，人听着特别优雅。我分析，以前的乐器都是丝弦，不像现在的钢弦，而且那个质量也不是多好，再加上演员也不是特别专业，乐器多了，可能声音就比较嘈杂，只有一把这扬琴。翟先生的嗓音，那会别人评价叫“云遮月”嗓，唱出以后反响特别好。等到意见反馈到翟先生这以后，翟先生想这个要一个扬琴我上去演出，带着一琴就唱也方便，我还省了一份开支。那会说这五块钱，他留两块钱，那一人一块钱也得分了，这样五块钱，一人两块五还省一些。他们也这么说过，先生也跟我这么说过，这么着后来翟先生就改用一个扬琴伴奏唱这个琴书，唱这个五音大鼓。那就没法叫五音大鼓了，后来就改成叫单琴大鼓。这个单琴大鼓就是在1942年的中末期也很流行，好多人都清楚，尤其在天津，天津也遗留下来翟先生，叫翟万兴、翟万盛都是翟先生的后代，他们也都在演唱。我再说说这个关先生和吴先生他们怎么学习的这个琴书，刚才我说到这个翟先生，他和我打琴，刚才我不说打琴拜那个吴先生嘛。他们是亲戚关系，吴先生老家就在那住，关先生也在那住，关先生租的房子呢，就是吴先生姥姥家的房子，他们就相差一两岁，所以小时候就在一块玩儿。后来，因为住这个房子呢，吴先生这个姥姥家呢，天天收房租，一天一收，收房租的时候就听到我师父唱京剧，关先生有时候就唱，就说你怎么挺喜欢这个，喜欢唱这个琴书，唱这个大鼓呀，说你自个儿唱什么呀！那会关先生做小买卖，十三四岁的时候，卖臭豆腐，那会他比较困难。家里头说我给你找一老师，给你拜一师父。谁呀？翟青山，青山那是我们家亲戚，是吗？关先生就特别惦记这事。后来说，你不知道那个谁，就是说我那个师父，吴先生那个，吴长宝的小名，说他都去学了，那会吴先生十三四岁就到了天津，跟着翟青山先生，论亲戚是他表哥，要是论我们这个门的事是师徒。关先生就一直惦记这个事，过了半年多还没信。后来因为是翟先生在那，天津那因为一个场就过不来了，天天都得录。我刚才说的常先生，叫常德山，就到北京来了，也在电台做节目，因为请不来翟先生，那就请常先生来了。说翟先生来不了，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人唱的也不错，翟先生就拜他吧。就这么着，因为关先生也特别急于想学习这个单琴大鼓，就拜这个常先生。跟常先生有半年的时间，常先生也开始带着去拜师的时候，关先生家里，那会说吃得好，就是吃的炸酱面，请师父来一块吃，而且还是常先生给掏的钱给买的东西，拜的这个师，从头到尾那一天脑袋都磕晕了。

单琴大鼓创始人翟青山唱琴书

关先生跟我们讲他拜师这事的时候，讲的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就是，常先生带他去练嗓子，当时就在咱们天坛。当时关先生就住在红桥，当时天坛都是很破的。三十年代，也都不收门票，全都是破烂杂草丛生。后来就教怎么喊嗓子，啊……咿……关先生还跟我们讲那会他喊嗓子的时候。半年以后呢，常先生因为抽白面就倒下了，最后艺人就特别惨，关先生也跟我们讲过好多次，为这个事挺伤心的。常先生已经感觉自个儿不行了，就把他给介绍到我们第二位师爷，石金荣。石金荣现在是唱大花脸的，当时住在朝阳门那个小白房子里边。后来关先生跟这个石先生两年多的时间。早上起来，关先生帮着他母亲摆地摊，那会儿叫缝穷。然后他给帮着安顿好崇文门外那个小市，再自己跑天坛喊嗓子，四五点钟就得起来，自己喊着嗓子，走到朝阳门小牌房。关先生不只一次两次跟我们讲他的历史，我记忆深刻。他那会先打扫屋子，掏炉灰，点火炉子，倒尿盆，给师父打洗脸水，还得伺候那个师弟、师妹。后来我们这个师爷的孩子都跟我们这关先生走动特别多，他们现在就住在朝阳区的马各庄。我一说起历史来吧特别多，等到后来跟吴先生到天津去了，出师后到天桥唱。1940年、1941年、1942年的时候到鼓楼，到护国寺。那时候护国寺一个庙，还有白塔寺，这都是他经常演出的地方，因为要赶庙会，比如说这边是一六，那边是二三，那个四五，那会北京的庙会都有定时的初一、初五，那边是初二、初八这样。为什么后来我说关先生一辈子就干这一档子事，成名也没干别的，就是北京琴书，也是他的创始人一辈子。当时能在天桥，在一块地能够扎着根，他一演演了八年在那，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平地抠饼”，不像你说你买东西，你做买卖，你开饭馆、开茶馆。他这个不行，就凭这张嘴，凭这玩意儿。当时，他在大老魏的茶馆外面，这个地儿是叫朱国忠的，耍把式的一个人。等到他每天练到三点收摊了，关先生再摆这，支上鼓摆上琴在那唱。有几个人跟他在一块唱，有吴先生打琴，还有梁德贵，还有一个跟关先生半师半友的关系。我们后来也见过这人，在那四五个人，轮着班的唱。一唱打没有钱来，后来有的就酥了，我们说这个捻子酥了就是走了的意思，散了，聚不到一块了。他一打鼓这一唱，人就过来了，所以关先生还真是天才。他长得也精神，在台上有台缘，他这就是台缘。

演完了该多少钱，一分四、五份，四个人分四份，五个人分五份，每人拿一份，所以关先生这人特别局气，这一点是艺德。从那会我们拜师以后就跟我们讲，你俩一定要把这个琴书好好传下去，说你跟吴先生说好了，咱也不用拜师。我们拜师那会我得花钱，我要请客，我拜师了，现在不都这样嘛。你就提两瓶酒，这个我记的特别清楚，到那给鞠仨躬，然后咱们就在一块吃顿饭，我没别的跟你说，你就好好把打琴给我学好了。我说行行行，您放心，我一定得好好学。就这么着，就拜的吴先生。当时是谁呢？我跟你们说，你们一打听就知道，也是一个团里的，是北京曲艺团演《啼笑因缘》那个，演樊家树那个人，叫冯宇康，都是名人啊，为什么他能来呢？就是给我打琴的那个师父特别好，因为给我打琴那个师父当时被借到北京曲艺剧团。他是北京曲艺剧团的创始人，当过乐队的队长。我们北京琴书后来在曲调、在板眼、在唱腔上有很大的发展，就是因为吴先生把我们曲艺里的好多曲目、把它们这些好的精华都吸引到我们这儿来了。北京琴书不断在发展，与吴先生音乐的创造、唱腔创造有很大关系。我再说说吴先生和关先生他们以后，一直到解放，到1951年的时候抗美援朝了，他们那会都叫北京大鼓，怎么成为北京琴书的呢？就是因为关先生和吴先生随着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巡演，回来以后到全国各地去汇报演出，他见到了徐州琴书、冀州琴书、山东琴书、四川琴书，看了好多地方，人家都叫有地名的琴书。我这个也是扬琴伴奏，我怎么就不能叫？我是北京人，用北京的方言土语演唱，我唱北京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叫北京琴书呢？我刚才说的是五音大鼓变成了天津大鼓，天津大鼓怎么变成北京琴书的呢？关先生回来以后，就在咱们前门的一个演出的场所，当时快开演了，关先生就提出来这个事来，底下他就跟吴先生商量，因为他非常尊重吴先生，管吴先生叫师哥，说我想把咱们这个单琴大鼓改名叫北京琴书。因为什么呢？像咱们到外头，一些都有地名的，山东琴书什么的，咱们叫北京琴书多好，吴先生说你这个提议好，咱们以后就改名叫北京琴书。这个关先生还有一个私心是什么呢？单琴大鼓他是第二代传人，这个叫北京琴书呢，他是北京琴书第一代创始人，后来这都是关先生底下跟我们聊天说的这个事，说你看那多好，吴先生也同意了。就这样，跟那个演出的负责人说，你给我写上北京琴书，我这以后不叫单琴大鼓，就叫北京琴书了，是吗？北京琴书这个名好听，从195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北京琴书一直伴随着关先生一生和吴先生，一直到1985年吴先生去世，他们老哥俩一直都在一块，非常难得。这是我们北京琴书发展史的起源。

大鼓书艺人沈凤喜（魏喜奎饰）被迫在军阀刘将军家中唱戏。摘自《人民画报》(www.xing528.com)

琴书泰斗关学曾

当时有一个北京文联演员培训班，就是对这些旧时候过来的那些艺人进行改造，也可以说是学习。通过学习以后，他们认识到新社会多好，艺人旧社会有多苦。关先生从那第一天起就跟我们说，对共产党的恩情他总不忘，他老说我是从旧社会苦海里面解放出来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师兄弟一个一个都特别的注重艺德。我说到五十年代以后，他们办了一个学习班，通过改造、学习，关先生立志要说新唱新，这个也是我们北京琴书的一大特点。总结了三大特点，一个特点就是说新唱新，从解放一直到1957年这段时间，他就写了好多的段子，成百的段子，就是宣传新社会、新风尚、新气象。从1957年以后，当时中央下来一个文件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那个时候要挖掘传统的艺术，传统的节目，当时关先生回来以后就跟我的师娘说这个事了。聊天的时候，我师娘也给他提议，找那个小人书。我师娘也有文化，给他提供资料，还有些什么段子呀，都是那个年代的时候创作的。一提起关先生和北京琴书，就能想到《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长寿村》，都是关先生创作的。关先生他在晚年的时候就说，我唱一辈子琴书，我写了一辈子琴书，我改了一辈子北京琴书，关先生与时俱进，说新唱新，一直到他晚年80多岁，还在不断地写。

我再说我们拜师以后，他怎样培养我们。我怎么拜的关先生呢？跟琴有关系。因为关先生从八十年代办学习班，我一直是学的琴，就是打琴，所以办的三次大的学习班都是我做弦。礼拜天我们去那在一块，他们挨个地唱，那会有七八个，五六个，基本上是七八个轮流唱。有一次他过生日，他是六月初九的生日，1986年的时候给他祝寿也是。当时他住三间房子，中间是我那个师弟关少曾，就是现在关晓彤的父亲，在中间住，东边那个屋子是老两口，西边那个屋子我们上课，关先生也在那写东西，做书房。那天给他过生日，我们在西边的屋子，他们都唱完了以后，少曾就说你也唱一段，我唱完了以后，关先生搁那屋打牌呢，就给我叫过去了，问刚才是你唱的吗？我说是我唱的。你这唱比打琴还有发展，你改唱吧，我教你唱吧。他这么一说，我当时也觉得特别突然，也特别高兴。一激动我说那我就拜您为师了，咱们什么时候拜师呀？拜师要请客，要有仪式，我收徒不拜师，我们所有的师兄弟没有一个拜师的。他怕我们花钱，不用拜师了，只要你承认我是你师父、我承认你是我徒弟就行了。瞅这个机会我就跟咱们门里这些人都说一声，跟行里这些人说一声就行了。待会我给你上课。从那以后我就跟关先生学唱。以前唱一定需要有技巧和方法的，每个礼拜，我跟他那学《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一些小段，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文化宫我们还活动呢，就带着一块唱。等到1992年的时候，全国举办第一届曲艺演员大赛，当时我们都是录的像，然后报到上边去，评委都是全国最顶级的，像什么骆玉笙、侯宝林，说相声那个高元钧。还有什么马玉萍、马增惠，都是顶级的评委，他们看录像。评委还有关先生。关先生看完了以后、评完了以后跟我说，小子，你这回拿下来了，他们听你唱的时候都站起来鼓掌。这都是关先生回来跟我说的事，这么着获得了一等奖。从那以后，1992年，1993年、1994年 电台找我做节目，包括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个改版，2002年的时候唱的《北京的好日子》片头都是我唱的。从1994年可以说到现在吧，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在外面演出。

刘砚生与师父关学曾的合影

刘砚生与师父关学曾的合影

下一步我跟你说说我传承北京琴书这个事。当时在文化宫我就教了一个学生打琴，叫刘庆利。他父亲是我们一个师兄弟叫刘振浩，有时也到他们家去，顺便教教闺女打琴，因为他唱的比较晚。那会关先生到晚年的时候，我刚才不是说举办了三次的学习班嘛，基本就是我打前四排，我和他们说活儿，传授这个北京琴书。等到2005年的时候，北京市残联要参加全国的第六届的文艺汇演，通过我们当时曲艺家协会王宝奇副主席，请我去，为了参加全国文艺汇演演出，教他们唱北京琴书，我教他们唱一段我创作的《北京的好日子》，从他们合唱团100多人选出了4个人。这4个人代表北京的残联，参加全国华北地区的演出，获得了一等奖。后来我们又参加了第二届天桥杯大赛。获了一等奖。第一届“天桥杯”举办，我们就参加了。第二届开始，还获了一个金奖。当时都特别高兴。当时评委是赵玉明老师，就是前些天上电视的那个，89岁的老太太。还有马增惠老师、马玉萍老师，还有张蕴华，李金斗的爱人。他们都是评委。是李绪良师给发的奖。我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教他们唱北京琴书。去年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邀请我去办一个班，向社会招募志愿者，讲传授北京琴书。在他们的组织下，我教完了以后，当场收了六七个徒弟，北京琴书现在也有传人了，现在每个礼拜六他们都到我家去学。如今，我基本不怎么上外边去教课了，我也到了70多岁这个年龄。年龄确实不饶人。现在，有想学北京琴书的，包括这个志愿者。他们学北京琴书都是挺刻苦的。我俩徒弟也跟着唱，现在已经都能上台演了，我挺欣慰的。他们也都挺给我争气的。现在他们自己能创作，能自个儿编曲。其中有一个叫周爱华的盲人，她儿子又带出来了。我2005年教她们的时候，她儿子才5岁，现在都已经是十六七了，现在1米89大高个。我一看这个，觉得我们北京琴书还是挺有希望的。我没有辜负我们先生，让我们北京琴书传承下去。现在咱们天桥又给我们建了这么好的平台，有这么多的热心人来为我们服务，来帮助我们弘扬这个北京琴书。所以，我觉着我们北京琴书还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我非常关注天桥的发展。早年的天桥，我小时候也去过。先生跟我们讲的时候，他们是一肚子苦水。你比如说当时天桥，他去就是为了吃这碗饭，就是为了糊口，没有别的能耐。而且当时不止一次跟我们讲，伤兵在那占着这块地，他不走你都占不了这个地。伤兵横行霸道，拿着一个铁拐到处去打，欺行霸市的。还有，一刮风一下雨就没观众了，就得饿着肚子。我父亲亲眼看着他们挨饿，也跟我们说，咱们得有知识有学问，咱得长学问。天桥的这个艺人非常苦。我们喜欢北京琴书，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心情愉悦，包括我们教徒弟都是，主要是把天桥这些艺术传承下去。我们要珍惜这块地方，虽然没有感受到老一辈在那的辛苦，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们对新社会的爱，对共产党的爱。我们要继承这个。为什么我们下这么大决心传承下去，我不能够食言，我对先生是一种承诺。我这俩师父都是北京琴书的创始人，我跟我的学生也说了，你们继承的是真东西，他们都一丝不苟搞艺术，他们做人也都是一丝不苟。

刘砚生与师父关学曾的合影

我记住这么一句名言，当时曲艺界的艺术家叫刘学智，他说：“你要想当一个曲艺的艺术家，你就要台上能演出，台下你要能创作谱曲，你身后有学生。”这个说法挺有意思。我就强调：我的学生也要这样，你要既能说唱，又能谱曲，又能写出来。你要不断出你的新作品，要传承我们关先生的精神，这是最重要的。我也希望天桥的这些人，不管是哪行，哪门艺术，都要把真的东西传下去，而且要强调做人的一个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