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国际环境法：军事活动中保护环境

为了遏制战争带来的灾难并限制战争，国际社会早在19世纪就开始研讨有关战争的法规，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如1856年的巴黎会议，1864年的日内瓦会议，1868年的圣彼得堡会议和1899年以及1907年的两次海牙会议，以后又有1929年、1949年和1977年的三次日内瓦会议，缔结了一系列国际条约，把历史上存在的战争法习惯规则编纂成为条约法规则并创设了大量的新的规则，形成战争法的条约体系。

在这些国际条约中涉及环境的主要有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1961年《禁止使用核及热核武器宣言》、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2年《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1977年《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1992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2]

不仅如此，《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第1条明确将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而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行为视为非法行为，并鼓励缔约国确保其他国家或者组织不再进行此类活动；[3]《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35条第3款规定了禁止在战争当中使用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的基本原则。[4]在此基础之上，第55条进一步规定了禁止使用因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损及居民健康和生存的作战方法和手段以及禁止以报复的名义攻击自然环境的内容；[5]1998年7月17日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条第（2）款（b）项（iv）规定，在武装冲突当中从事环境破坏行为的人可能构成战争罪，进而需要承担国际刑事责任。[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还首次决定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当中。2013年，委员会决定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当中，并为此任命了专题特别报告员。迄今为止，委员会一共收到并审议了三份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时至2018年，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依然继续讨论了与武装冲突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还设立了新的专题工作组，该工作组侧重于审议有关本专题今后的前进方向，随后委员会任命了新的专题报告员。(www.xing528.com)

在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基础之上，委员会暂时通过了《有关武装冲突时期的环境保护原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的部分条款。《草案》具体规定了其适用范围是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环境保护问题，宗旨是预防武装冲突造成的环境损害、减少武装冲突期间对环境的损害以及进行造成损害之后的环境修复和补救工作，规定了国家在武装冲突中具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国家应当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例如采取环境影响评估、划定保护区等的形式，以避免自然环境受到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草案》对于武装冲突之前的环境保护侧重于准备和预防，对于武装冲突期间的环境保护侧重于限制军事手段和武器装备的使用，对于武装冲突之后的环境保护则侧重于赔偿、重建和恢复。

简言之，国际社会通过这些在军事活动中保护环境有关的国际条约，已经构建起一个较为完备的国际条约体系，对于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威胁的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2001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11月6日确定为“防止环境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遭到破坏国际日”；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环境的决议》，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护环境，尤其是在武装冲突当中。大会还呼吁全体会员国尊重和遵守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国际法律规范，并采取一切措施确保这些国际法律规范能够被实现；2016年8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再次呼吁各国应当加强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工作，并表示将继续向受武装冲突影响国家和处于冲突后局势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这些工作已经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于良好生活环境的美好向往和积极追求，必将有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