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者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在他对法律效力之源的论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利维坦》以及《对话》中霍布斯指出：
除了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订立法律。（《利维坦》，第26章）
创制法律的不是智慧，而是权威。（《对话》，第4页）
除非拥有立法权，否则一个人不能创制法律。（《对话》，第4—5页）
在所有的政治共同体中，立法者只能是主权者。（《利维坦》，第26章，1）
同样，除主权者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废止一部已经生效的法律。（《利维坦》，第26章，1）
若长期之适用赋予一项法律以权威，形成该权威的，并不是时间之悠久，而是主权者默许其适用的意志。（《利维坦》，第26章，2）(www.xing528.com)
使得法律具有效力的，不是法律的文本，而是那个拥有国家之力量的人的权力。所以，优士丁尼时代制定帝国法律的，不是罗马的法学家，而是优士丁尼本人。（《对话》，第10页）
什么是合乎理性的，什么应予废除，只能由创制法律的主权者来判断。（《利维坦》，第26章，3）
国王的理性，才是“法律的灵魂”，是‘最高的法律’，而爱德华·柯克爵士所说的法官的理性、学识和智慧则不是。（《对话》，第14页）
不存在一个一致同意的普遍的理性，而尽管主权者的理性只是一个人的理性，但它却可以取代普遍的理性，这种普遍的理性已由我们的救世主在福音中阐明给我们了：结论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立法者，不仅是制定法的立法者，也是普通法的立法者。（《对话》，第20页）
在没有法律之前，就不可能有正义，因而法律就其性质而言是先于正义和不正义的。在有法律和正义之前，肯定必须有法律之制定者，因此主权者是先于法律和正义而存在的。（《对话》，第28页）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霍布斯将法律之效力的终极来源归于了主权者的权威：谁是主权者（而无论它是如何成为主权者的），谁就拥有立法权，就可以制定法律，他所颁行的规则就具有实在法的效力；而无论这些规则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符合实际——尽管主权者在制定法律时也必定会尽可能地使之合理并符合实际。因此，霍布斯的理论实际上是将法律的效力归于某种形式而非实质，这与普通法的看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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