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与自然法的关系及其实质合理性

如上文所述，霍布斯之所以将主权者设计为不受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约束，一定程度上跟他对法律本身的认识有关。

在霍布斯那里，大致提到过这样几种法律：自然法、习惯和国家法。霍布斯认为，“由衡平、正义、知恩图报及依赖于此的其它美德所组成的自然法，在纯粹自然条件下，都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使人们倾向于和平和服从的道德品质。”^[15]但人心各异，究竟何为衡平，何为正义，何为美德，则需要由一个权威予以确认和宣布。再者，在自然状态下，自然法所体现的这些美德之实现都有赖于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实施、自我“执法”，这实际上是造成自然状态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进入社会状态后，还需要有专门的权威来负责实施这些自然法。在霍布斯那里，这个权威只能是主权者。因此，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前，在国家建立之前，自然法不是法律；只有经过主权者的宣示，借助于主权者对违反它们之惩罚措施的规定，自然法才能成为法律，成为国家法。自然法连同这些惩罚措施一起构成了法律，因此“国家法与自然法并非不同的东西，而只是法律的不同部分而已；其中一部分是成文的，被称为国家法，另一部分是不成文的，那就是自然法”。^[16]这里霍布斯用到了“法律”、“国家法”这样不同的说法，但结合上下文，这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都是由主权者制定的规则。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分，霍布斯的自然法及相应的惩罚措施，非常类似于传统中国的礼和刑，自然法配以相应的惩罚措施共同构成了法律、国家法，而传统中国纳礼入律之后礼和刑实际上共同构成了法律的整体：好像自然法、礼构成了一个规则的前半部分，往往是要求人们应该怎样去做；而惩罚措施和刑罚则构成了规则的后半部分，在前面的要求未被满足或被违反时加以相应的惩罚和规制。但更重要的是，自然法如果未经主权者的确认和转化等，在社会状态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关于自然法，就其与法律的关系而言，霍布斯的核心观点还是需要经过主权者权威的洗礼和再造。

习惯同样如此。霍布斯认为，“习惯不是仅靠时间之久远而获得其效力的，相反，它们在古代就是成文的法律，或者已被公知为它们的主权者之基本法律和制定法；而它们现在之仍为法律，也不是由于长期的因袭相沿，而是由于它们现在的主权者之规定”^[17]。

因此，在霍布斯看来，唯一真正有效的法律是国家法，即主权者认可和制定的法律。无论这些国家法最初是源于自然法还是习惯，或其他任何地方，它们都必须经过主权者权威的认可，必须在形式上具备主权者之权威这样的要求。所以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对国家法给出了如下定义：国家法，乃是针对每个臣民的，由政治共同体通过语言、文字或别的足以表示意志的符号命令于他的规则，用以分辨正当与不当；也就是说，什么违反了这些规则而什么不违反规则。^[18](www.xing528.com)

而普通法则认为，真正的法律是能够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真实效用的规则，而非仅仅由主权者依权威制定的规则。换言之，真正的法律是能够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为其所遵守，是凭借其实质合理性而非任何所谓形式上的权威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法只是“法律”的一部分，在它被社会生活有效接纳之前并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最多只是一种规则的来源。同理，对英格兰而言，罗马法、诺曼法、教会法、商人法这些外来的法律也都是规则的来源，但它们中的某些规则却由于其合理性而逐渐为英格兰社会所接受，从而成为英格兰法律的一部分。相反，英格兰的某些制定法却因为其不合理性而实际上为社会所弃置，并没有真正进入英格兰法的体系中。^[19]所以，在经典普通法理论家看来，主权者颁布的制定法只是英格兰法律的规则来源之一，而非英格兰的法律本身，后者是一个独立的范畴。

霍布斯和普通法法律家关于法律概念之分歧的背后，其实源于对法律这一社会现象在社会中所应扮演之角色、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之不同，这又通过对法律背后的效力依据之讨论集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