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者是否受法律约束

在主权者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霍布斯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主权者制定了法律，因此其不受制定法的约束。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专门有一节讨论这个问题，其核心意思是：既然法律是由主权者制定的，那么在高兴的时候他可能会制定约束自己的法律，但之后也可以制定使自己免于此约束之法律，因此实质上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12]

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跟霍布斯对法律概念的理解有关。在他那里，存在国家法和自然法的区分，但这种区分看起来首先是时间上的，因为“在纯粹自然条件下，（自然法）都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使人们倾向于和平和服从的道德品质。而国家一旦建立，它们就真正成为法律，在此前则不是。”^[13]加之他对习惯等规范的讨论——习惯也只有在经过主权者的认可之后才能成为法律；实际上，在霍布斯那里，真正唯一存在的法律就是国家法，即主权者制定的规则。“而法律只对其命令所针对的那些人而言是法律，对除此之外的别人则不是。”^[14]因此，如果主权者并不制定约束自己的法律，那么他的确是可以不受法律之约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布斯的逻辑是自洽的。

而在主权者是否应受法律之约束的问题上，经典普通法理论则和霍布斯的观点截然相反。如上文在讨论主权者和社会契约之关系时所述，从布拉克顿到福蒂斯丘，从柯克到布莱克斯通，普通法法律家们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作为主权者的国王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在英格兰的政治法律实践中，国王自始也都是受到法律之约束的，尤其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普通法虽然是王室法，是国王委任之法官发展出来的整个王国的法律，但后来却自成一体，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国王专制的反对者。普通法这些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与霍布斯的龃龉，此处不再重复。

亦如前文所述，霍布斯这种对主权者和法律之关系的设计，自有其社会历史背景，有其自身对人类政治法律实践的认识和理解，但他却可能忽略了如下的问题：一个不受社会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绝对的主权者，可能对于王国之统一有利，但未必真正能使国家强大，真正实现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因为后来的实践证明，从一定意义上说，给社会以最大威胁的往往是这个不受约束的主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