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与物权的区分早在罗马法既已存在。正是基于债、物两分，罗马法明确契约仅能创设对人的权利，而不能创设对物的权利，所有权的转移必须通过交付才能发生。罗马法上对债权、物权的区分对物权行为理论有着基础性的影响。在格劳秀斯的基础上，萨氏将罗马法上的传统借由意思表示理论加以诠释，明确债权效果与物权效果的发生需要不同的意思表示，[36]并主张“权利来源于当事人意思”，将权利视为“人的意思的作用”。法国民法将权利视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否定物权、债权形式上的区分，[37]这种立法观念强调了个人意思以及自由的绝对权威，将所有权归为一种纯粹的观念性构造[38]。然而，法国民法上的物权既难以避免对他人自由的干涉，又难以避免被他人自由干涉，物权变动完全没有从仅体现双方当事人意志的债权契约中解脱出来。[39]而债权、物权的区分重新定义了权利的性质，前者被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被定义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有权在交易中的转移需要“人与人”与“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链接方才发生。创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行为仅在当事人间产生给付请求之效果，缔结“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法律行为则发生权利转移之效果。由于“法律行为的效力一定紧扣在行为人所表示的意思上”[40]，故而，直接导致权利变动的法律行为在物权法意义上必然存在，即物权行为。其次，独立的物权行为是物权特定原则的必然要求。物权在于支配其物，享受其利益，为使法律关系明确，便于公示，以保护交易安全，物权以标的物特定为原则。[41]物权特定原则即要求物权支配的客体必须特定化，必须与其他物有明确肯定的区分，[42]此和债权之种类与内容基于契约自由之原则，得由当事人任意约定，苟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均属有效，法律并不加以限制不同。[43]“当特定的债权成为物权法的客体时，该项债权也必须符合特定的原则，才能成为真正的物权支配的对象”[44]。由此可见，引起债权与导致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在内容上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未来物买卖中，债权之种类与内容原则上可由当事人自决，即便是标的物不存在，亦不影响债权合意之作成。然而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对标的物既已存在的要求相悖，故而未来之物不能为物权合意之客体。类似地，在种类物买卖中，债权合意以标的物种类与数量明确即为已足，但物权客体特定原则需要当事人就标的物特定化，俾能顺畅交易。此际，当事人就标的物特定的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合意之体现。(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