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的故事叙述与现实性产生的冲突

每一部影片我们都可以看作是创作者的一次“叙述”，创作者通过“叙述”进行信息传递、情感交流以及思想的表达。我们以创作者的视角看，纪录片与剧情片的叙述方式和语境都是不同的，前者是创作者叙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营造的是现实性语境；而后者是创作者叙述一个以“他人”为中心的故事，营造的是假定性语境。

纪录片讲诉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指的是创作者将自己的亲历直接呈现给观众。在这里，创作者与其所叙述的故事是直接关联的，因此他不仅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见证者”。首先，纪录片中创作者叙述的故事是现实性语境下的事件，所以现实性既是故事叙述的基点，也是故事叙述的原点。虽然纪录片整体的语境是现实性的，但其内容所涉及的时空却可以是过去的，也可以是未来的。这也就是说，纪实影片中叙述的“过去”或“未来”，是现实语境下的“过去”或“未来”。如果没有现实语境作为基础，非现实的这些内容之于纪录片是没有意义的。譬如央视推出的人文历史纪录片《故宫》，其中讲诉的那些故事都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虽然叙述者叙述的内容是“历史”的，但他叙述的语境却是现实的，因为它都是围绕着“我”（创作者）的叙述展开。以“自我”为中心的叙述，创作者可以介入镜头或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比如创作者作为采访者出镜，此时他所充当的是参与者；当然，创作者也可以作为局外人，完全采用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叙述，就像“直接电影”一样，以不干扰被摄体为原则，此时创作者充当的则是现实的见证者和冷静的观察者。其次，创作者与现实的关联性是通过作品中的纪实影像来完成的。纪实影像是一部纪实作品中的核心影像，它不仅有叙事性，更有隐喻性。《故宫》中“历史事件”本身处于过去的时空，而创作者却处在现实的时空。为了使那些处于过去时空的事件能够进入现实的语境，创作者往往会拍摄一些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文物或古迹的镜头。这些镜头就成了“历史事件”在现实语境中的投影，它的作用无非是将处于历史时空的事件纳入现实的时空中来，同时这也是对创作者“在场”的一种隐喻。创作者正是通过纪实影像这种隐喻，向观众暗示了“自我”的“在场”和“存在”，这是纪实影片存在的基本前提。

与纪录片不同，剧情片中创作者讲诉的故事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这里创作者是在假定性语境下展开叙述的。在这种叙述中，创作者自己并不卷入“故事”，但是他要将观众卷入“故事”。所以，剧情片的创作者是采用“再现”的方式，为观众营造一个可以体验的逼真的情境，它的影像内容与现实中的创作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虽然剧情片的创作者之于“影像”和“故事”，都显现出“不在场”，但他是故事真正的叙述者。相反，有的影片虽然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但是故事中的“我”（叙述者）不是创作者，也不是故事真正的叙述者，因为“我”一旦进入了“故事”（作品），也就成了创作者叙述的对象，此时的“我”只作为角色而存在。比如电影《泰坦尼克号》就是以老罗丝回忆的方式展开叙述的，老罗丝虽然是用第一人称进述整个故事，但是这里的“我”（老罗丝）其实只是“作品”中的一个角色或形象而已。这个“我”不是作品背后真正的叙述者，而是作品形式意义上的叙述者。

我们根据纪实片与剧情片叙述语境和叙述内容所涉及的时态，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影片形态（见表一）：(www.xing528.com)

表一

从以上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品内容所涉及的时态并不会影响影片的基本类型，真正对类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叙述的语境，它是区分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关键。不同的语境决定了创作者不同的视点和叙述方式，借用绘画中的术语，我们可将创作者的视点分为“焦点式”和“散点式”。现实性语境中创作者的视点属于“焦点式”的，他的叙述要符合“现实”的逻辑，并且最终要聚焦于“现实”。克拉考尔说：“任何纪录片，不管其目的如何，都是倾向于表现现实的。”^[1]这也就是说，创作者对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看”，都是立足于“现实”的。因此，“现实”不仅是创作者的视点，更是创作者叙述的支点。与之不同，假定性语境中创作者的叙述是“散点式”的，他的视点可以根据叙述的需要进行变换。在假定性语境中，创造者要遵循的是“故事”的逻辑，而非“现实”的逻辑。因此凡创作者能想象到的内容，皆有成为影像的可能性。语境决定了叙述的逻辑，同时也决定了镜头呈现的逻辑。纪录片镜头要遵循“现实”的逻辑，比如在自然光的场景下，一旦出现了造型光，就会使观众产生“摆拍”的质疑。因为造型光会使画面内容呈现出戏剧化，戏剧化意味着非现实性，这与纪录片的现实性语境发生了冲突，观众因此也容易对纪实影像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剧情片的镜头要遵循“故事”的逻辑，为了能使故事完美地呈现，剧情片会尽其所能进行镜头的设计。不过剧情片中也有纪实风格的影片，创作者往往会刻意让镜头呈现出一定的缺陷，以造成一种纪实的风格。当然这种对现实感的营造只是一种设计，镜头最终呈现的还是“故事”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