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影视艺术中的民族主义元素

意象和意境都是艺术形象，它们都完成了作品的情感叙述。相比之下，意象更加特殊，它不仅完成了作品的情感叙述，同时还完成了作品的现实叙述，它是内外视域之间沟通的桥梁。既然是艺术形象，它就一定与人之生存情感关联，人之生存不能脱离其文化生命。文化生命是在一个民族的生命实践中产生的，或许有人会认为真理都是超越民族，具有普世价值的。的确，有一类真理是超越民族性的，像科学的真理，比如牛顿定理这一科学的真理，对于不同民族的人来说，在理解上不会有什么分歧，它是超越民族性的。与科学的真理不同，还有一类真理，我们称之为实践的真理，它是需要通过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奋斗去体现的，中西方伦理中都有“善”的概念，比如我们都认同“尊老爱幼”是一种“善”，那么“善”是否可以认为是超越民族的真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善”是实践的真理，它是每个生命个体在实践中体现的，不同民族对“善”的实践不尽相同。“尊老爱幼”在我们这里体现出的，可能是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在西方人那里体现出的，可能是基督式的“博爱”。中西方在文化上之所以会存在差异，与它们各自的文化发源息息相关。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轴心时代”的命题。他将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各自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为人类打开了伟大的思想境界，即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境界、哲学的境界、佛家思想的境界、犹太思想的境界。这些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今天的中国与西方等不同的文化形态。当每一种文明在发展中遇到问题、停滞不前时，我们总是要重返“轴心时代”，在这些最原始的思想中，寻找答案和出路，这也可以说是每一种文明的宿命。

在“轴心时代”所形成的思想是人类的思想根源，因此中国和古希腊在那时所形成的思想，各自成了此后中西方文化的源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民族性格、思想以及文明的形成，与其生存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地理环境是人们选择生产方式的前提；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方式；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又会产生相应的人际关系，为了调节这种人际关系，相应的道德与法律应运而生，用以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所以我们考察中西文化的差异时，可将这两个民族的生存环境作为切入口，在它们的差异中，寻找各自文化生命的基因。

首先，中华民族世代生存繁衍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它们是华夏文明诞生的摇篮。这一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比较适合农耕，故中国农业比较发达。我们早期的农业是纯粹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农生产，它是传统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小农生产以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这种基本单位是以血缘组合而成的天然群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稳定的生产组织，加之相对稳定的耕作环境和食物供给，形成了我们文化中“以不变应万变”的稳定特质。其次，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构成方式。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最终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这使国家政权也具有了宗法性质，儒家的思想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出儒家“家国相通”的观念，管理好家庭和家族是治理好国家的基础，家是国之缩影，国是家之扩大，家与国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只是外延有变化而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家，确切地说都是宗族国家，国家的政权被一些大的家族控制和垄断，王公大臣们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组成政权的联合体，共同执掌朝政。宗族国家的“国法”实际上是处于统治阶层家族的“家法”的综合与提炼。所以“国法”的理论基础是“家法”，“家法”经过演绎成为“国法”。最高统治者将国家作为一己之私产，世代相传，就是所谓的“家天下”，而这些观念形成的根源就是宗族制度。这使得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体都必须依附于血缘关系之上，人际间的关系也主要通过宗法血缘关系显现出来。宗法血缘关系尽管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淡化，但我们终究没有形成西方的“原子个人”，我们的社会终究还是“血亲社会”，这是文化渊源使然。(www.xing528.com)

古希腊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我们很不一样，它的地理范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及岛屿，以及今土耳其西南沿海，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东部沿岸地区。其地理环境的特点如下。第一，耕地缺乏，土地贫瘠。希腊的陆地山多土薄，无数的山脉和丘陵将其隔成小块，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开阔平原，加之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的地中海式气候，不适宜粮食作物的生产，但适合葡萄、橄榄等果树的生长。第二，四面环海，岛屿众多。作为古希腊文明中心地区的希腊半岛，曲折绵延的海岸线为其提供了众多的天然港湾，这一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加之陆路交通的不便，都决定了古希腊与外界联系多依赖于海洋，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海洋文化。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民族对土地的依恋远没有华夏民族这么强烈。他们离开土地，走向海外，或做生意，或做海盗，与此相伴而生的开拓、探险、移民等活动也非常活跃；古希腊由于缺乏粮食，他们就用盛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进行海外贸易，这使得其社会商业气氛浓厚，同时也促成了他们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和互利互惠的思想观念。所以，其民族文化中，呈现出了自由平等和开放冒险的精神。

中国和古希腊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两个民族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不同，前者是家庭，后者是个人。中国的社会基础是家庭，故注重血缘亲疏，如儒家的“五服”制度，就体现出了有“差等”的爱，所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一种以血亲为基础的伦理性；而古希腊社会的基础是个人，这就淡化了在血缘关系上建立的家长制权威，他们强调个体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所以其人际关系中体现出了一种契约精神。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就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中西伦理中关于“尊老爱幼”的差别了。儒家文化中的“爱”是有“差等”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它实际上讲的是推恩及人，首先我们要孝敬自己的长辈，然后再推广至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所以孝敬自己的长辈是这种“爱”的前提。而西方基督式的“爱”是“博爱”，它强调无等差、无级别、平等的爱。所以，“尊老爱幼”这一行为在中西方文化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爱”或“善”是有差别的。当然，“爱”或“善”在中西文化中又是具有一定共通性的，这种共通性来自于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对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种沟通和对话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一种文化在进行沟通和对话时，实际上是在对自身命运进行反思。首先，一个民族只有在不断地反思和自我否定中，它的文化才能够推陈出新，生生不息。这种思考一旦停止，文化将会僵化、式微，最终走向消亡。其次，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通过沟通和对话，才能成为“世界的”，才能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我们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正是在此意义上达到了统一。

意象和意境是与一种文化相关联的，因此也是具有民族性的。第一，它们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不同民族间的意象和意境是存在差异的，我们在欣赏西方的艺术作品时，有时会难以理解或进入，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使然。第二，意象和意境是艺术形象。艺术是真理的原始发生，是人对生存的领会，这种领会是一个民族在生命实践中产生的，这就意味着，艺术是具有民族根基的。第三，意象和意境虽具有民族性，但这并不妨碍其他民族通过作品进入内在视域。首先，意象不是封闭的，它对每一个民族的人都是敞开的。虽然一个民族的人在“看”其他民族的意象时会有陌生感，但是他仍然能够进入那一作品的内在视域。他之所以能够进入作品，是因为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存在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来自于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对话。其次，意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情感。生存情感是不同民族对“道”领会的产物，这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对外而言，它是意境的个性，不同民族间的意境在类型和审美上都存在差异；对内而言，它又带有普遍性，意境植根于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生命实践中的积淀和传承，因此在一个文化共同体里意境是带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