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艺术存在性研究：对生存的领悟

我们对“器”进行讨论，目的就是要说明“器”是人可以认知的对象。“器”的存在并非实体，凡是那些可以被人规定，可以作为概念，可以进行定义的东西，皆可归之于“器”。

与“器”相对的是“道”，“道”不仅无形，而且还不可作为经验和知识的对象。“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可言说的，一旦言说出来的“道”就一定不是“道”本身了。所以当有人将“道”解释成某一种观点、学说或理论时，这个所谓的“道”其实并不是“道”，而是一种“器”，无非它是一种“无形”的“器”而已。

既然“道”不可知，也“不可道”，那么“道”与人何关？“道”虽“不可道”，也不可作为知识的对象，但它却可以被我们体验和感悟。悟“道”是人对自身存在的终极领会。艺术、宗教、哲学都是悟“道”之路径，都是人对生存之“思”。这种“思”被黑格尔概括为“感性直观的思”（艺术）、“纯粹的思”（哲学）和“超验表象的思”（宗教）。在黑格尔看来，这是艺术、哲学、宗教共同构筑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们都使人的精神达到了自觉。黑格尔这里所说的精神自觉的境界，我们可以理解为“道”的境界。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这里的“精神”乃是“绝对精神”，它是作为宇宙万物共同本质和基础的精神实体。虽然这种“精神的种子”在历史的发展中展开，但它说到底还是一种理性，黑格尔最终也没有走出柏拉图理念论的局限，只是相比而言，他的理论表现出了更强的严密性和辩证性。

“器”由“道”生，因此所有的“器”在制作中，无不体现出对“道”的领会。在我们生存的社会中，“道”是无处不在的。《庄子》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或许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道”。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稞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譬。”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4]

可见“道”并不远离我们的生活，宋代思想家邵雍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意思是说，“道”并不远离人的日常事物，它在天地尚未开辟之前就存在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对“先天”应该理解为以下两点。其一，“道”先于“天地开辟”，应该是指它在逻辑上，而不是在时间上早于“天地开辟”。因此，“道”是“天地开辟”的前提。其二，“天地开辟”不是在“自在的自然”中发生的，而是在“人化的自然”中发生的，因为对人来说，只有“人化的自然”才是具有意义的。因此，所谓“天地开辟”指的是人成为“精神”存在者之时。此时的人具有了“主体性”，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道”不是某一理念，也不是理性的存在，它是“理性前”的。也就是说，它是理念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道”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存在的领会，这种对存在的领会是感性的，它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这一个”民族的根基。对“道”的领悟，不是指对具体的某一理论或学说的理解，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实践，是一个民族的人民对自身生存的一种领会。因此，每一个民族对“道”的领会都是独特的，它们对“道”的阐释方式也是独特的。对“道”的领会不同，所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尽相同。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也就意味着不同民族之间“道”的沟通和对话。这种交流有失败，也有成功。失败了，意味着我们没能领会另一民族的“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成功了，意味着我们对另一民族的“道”有了一份领会，同时我们对其他文化也会获得一份认同。这种交流和沟通有时会对一个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www.xing528.com)

譬如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不同民族之间“道”的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因其思想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思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刚开始在中国的发展非常缓慢。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经翻译者将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进行融合，如僧肇的般若理论，以“般若”代“道”，以“色空”代“有无”，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东晋南北朝时，因长期战乱，民不聊生，人们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将生活的希望寄之于宗教。因此佛教思想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诸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由此，佛教也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人们相信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现实的生活是每个人前生所做所为的结果，生处乱世中的人们从这种信仰中得到了心灵的宽慰和解脱。到了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六祖慧能法师融儒道释三家之思想，创立了禅宗，提出了“顿悟成佛”的思想。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它的教义与最早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已经大不相同了，成了我国本土重要的宗教之一。至此，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中形成了儒道释三家并存的局面。此外，儒道释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比如宋明理学，就是在继承孔孟正统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心性学说，由此开辟了新儒学之路，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的发展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对“道”的领会是一个民族对当下“存在”或“生存”的领会，这里的“生存”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于自然界中，而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生活”是“理性前”的，指的就是人的“生存世界”，而作为理性的意识则是对这种“生存”观念的表达。人的“生存”意味着人与周围事物打交道，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建立，而“道”正是由这种社会关系内化而成的。人与其周围的事物建立的社会关系是“感性的社会存在”，也就是“非观念性的社会存在”（有别于理论存在、科学存在等“观念性的社会存在”），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实践”指的是创生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活动，“实践”也就意味着行“道”，它是人类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社会生活”是“实践”的，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是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人对“道”的领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不同时期人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会发生变化，所以人对“道”的领悟也会随之改变。譬如一种学说被广泛接受，我们往往会把原因归结为它表达的思想内容本身的优越性，但其实这个接受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人对“道”的领会。历史上会有这样的现象，一些学说刚出现时无人问津，若干年后才被人广泛接受。学说的内容未变，变化的是人的实际生活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7]“道”的展开也与之类似，它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从无数的学说中召唤出能够显现自己的那一种，然而在历史时机尚未成熟之时，那些学说并不受世人的关注。它如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理性”一样，会从茫茫的人海中，遴选出像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并将他推向历史的舞台。

“论道”，即对“道”的言说，它是使“道”由隐及显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民众对自我的“生存”有了一份领会和觉悟，我们从中国传统的一些文献典籍中，可以看出古人对“道”的领会，以及对“论道”的理解。譬如禅宗里有“指月”的公案，“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楞严经》卷二）。六祖慧能云：“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因为，“道”有如空中之“月”，文字有如“指月”之“指”。寻“道”如果执着于“指月”之“指”，就会错失“指外之月”。类似的譬喻，道家理论中亦有，《庄子·外物》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8]这里以“筌”和“蹄”喻“工具”，以“鱼”和“兔”喻“道”。得“意”（道）之后，作为“工具”的“言”（器）可以被忘记，因为对“道”的终极领会才是更加本质的事情。

“论道”的思想被民众广泛接受后，就会形成相应的学说理论，由此还会制作和固化出一系列的“器”，如典章制度、知识体系等等这些“器”既可能体现“道”，也可能蒙蔽“道”，因为由“社会生活”内化而成的“道”是“实践”的，而“器”是固化的。当“道器对应”时，“器”能显“道”；当“道器分离”时，“器”不能显“道”，甚至可能会蒙蔽“道”，这时候我们就要打破“旧器”，制作能够体现“道”的“新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