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言说：影视艺术存在性研究成果

当我们把“文以载道”的“道”看作是某一种学说，或者某一种道理，抑或是某一种思想时，其实就已经落入“道可道，非常道”的窠臼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要了解“道”，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与之相对应的“器”。何谓“器”？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器”是“现象世界”中的存在物，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统归之为——“器”。“器”是社会存在物，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有形的“器”，如生活日用之物，无形的“器”，如各类典章制度。凡“器”者，皆可作为对象被经验所把握，它在我们思维规定的范畴之中，因此凡谓“器”者，皆为事实性存在之物。

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物，如果它们可以被我们认识和把握，也属于“器”。马克思说：“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1]“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也是无。”^[2]这一说法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比如一块天然的石头，它非制造产生，可能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石头就已经“自在”地存在了，它和我们的文明成果有何关联？“石头”在未进入人的生活之前，用康德的话说，它属于“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物自体”虽是现象的基础，却在人类的认识之外，是绝对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当然此时并无“石头”这个名称，因为它只是“物自体”的“石头”。所以对人类的文明来说，给事物“命名”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一举动。当人给一个事物冠之以名时，它实际上表明了人与这一事物之间建立了原初的关联。事物不再是“自在”地存在了，它被卷入了人的生存之中。之后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看它，比如可以用物理的方式去“看”它（如石头的重量、体积、硬度等），也可以用化学的方式去“看”它（如石头的分子结构等），总之它是属人的“石头”。所以，一切所谓“物质的”存在物，其实都是社会的存在物。

因此，对康德“物由心造”的理解，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臆想。“物由心造”的意思是说，作为我们认识客体的物之观念是由“心”所规定的，而不是说作为物质实体的“物”是由“心”制造出来的。在“心”所规定的范畴之中的“物”，都是我们认识和可知的对象。在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心学”的观点与之有些相似，在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3](www.xing528.com)

这段文字现在常常会被人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如果我们这么去理解王阳明的思想，未免过于简单，同时也容易对其思想产生一些误解。

误解之一来自对两种“花”的理解。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之花”属于“未名之花”，它还未进入人的生活世界，不在人的认识范畴，是“花”的“物自体”状态；而被人“看到的花”属于“名之花”，它与人的生存产生了关联，因而是人认识范畴之内的东西。因此按照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这两种“花”之所指是不同的，但是问题在于“未名之花”一旦被人用语言说出来，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正所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我们中国哲学在语言表达上的特点，它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充满逻辑和推论，并拥有一套精确的哲学术语。中国哲学的语言充满感性和文学色彩，哲学论著所用词汇也都是日用之词，所以像王阳明友人所问的“深山中之花”，它本是“未名之花”，但他一用语言表达出来，花就成为了“名之花”。这与王阳明所说的“看此花时”的“花”，在语言层面上的概念是相同的，这是误解的根源所在。如果我们试着用西方哲学语言来表述，那么王阳明这位友人所说的“自开自落之花”指的是“物自体的花”，而王阳明“看此花时”则是“思维对象的花”，经过这样转换，我们或许可以消除在字面理解上的一些误会。

误解之二来自对文中“看”的理解。“看”其实是人对思维和观念的“看”，康德说，“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这两者只有相互结合，才能产生知识。如果没有“纯粹理性”作为经验世界的逻辑前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混沌，是浩转流变。我们“看”的是由我们的“心”所造的“物之观念”，思维与存在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才具有同一性，因为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同构的。人的思维与外部实在的逻辑同构，其实我们是无法进行证实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人的一个信念而已。至于物之本体（物自体）虽是“物之观念”的基础，但它并不为人所认知，我们能“看”到的都是我们能思及到的东西。“花之实体”，即“花”的“物自体”状态，它是“花”存在的物质前提；而“花之观念”则是“花”存在的逻辑前提。所以王阳明所“看”到的“花”，虽然以“花之实体”为基础，但它却是要以“花之观念”为认识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