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地理空间相互关联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空间对社会以及个人发展的影响，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风水思想和理论体系。这是一种根植于东方文化土壤的社会空间理论，是一种包涵地理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空间环境以及个人身体空间的综合概念系统，是“天地人合一”思想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化，是起源于东方文化的最早的时空社会科学。这种学问又称为“堪舆学”，或称“青囊术”。由于这个学问越来越专业化，就逐渐出现了专门开展此项研究的专业人士，就是“舆堪家”。《史记》中已出现“舆堪家”这一专门从事空间分析和社会行为预测的专业工作者，一般都会有专门的工具，比如罗盘等。这些专业人士如同现在掌握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能够熟悉操作相关软硬件的空间分析师一样，通过空间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古代的风水理论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多元的，大到影响国家社稷与大政方针的国都选址问题，小到个人前程的微观问题。据《诗经·大雅·公刘》记载，周先祖公刘约在公元前15世纪就应用风水原则对聚落与城址进行选择：“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可见，那时候的空间分析已经做得很细致深入了，不仅仅是实地观察，而且还要实际度量与分析。

到了春秋时期，经济学家管仲深入研究了风水空间理论之后，提出了社会分析的基本原则。在《管子·度地》记载了桓公与管仲的一段精彩对话，在回答桓公问题的过程中，管仲说：“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福及孙子，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可见，在管仲的思想体系中，空间分析和社会分析是密不可分的。空间及其具体位置的局部，要与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和社会身份相匹配，才能使得社会系统运转顺畅，整个社会才会稳定发展。根据这个逻辑，那么，社会结构的分化必然就会体现来空间分布和布局上的差异化，即所谓的“空间异质性”。在管仲看来，这种空间异质性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社会结构的自然延伸，而且空间布局还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系统的运作，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社会价值在经济学家管仲看来，就是“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不仅体现在宏观社会上，还体现在微观个体上，不仅是眼前近期利益，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期利益。

管仲的空间经济分析理论，也体现了风水空间理论的一般性特征。风水空间理论的空间布局分析是典型的空间静态模型，一旦选址和空间布局确定下来，那么，空间结构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会再出现显著改变的情形，也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处于静止状态的。但是，这样的静止空间状态是如何对快速变化社会中的社会系统以及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这个问题至今远未获得解答。因为无法有科学的解答，因此，关于风水空间理论的推断，也往往会陷入神秘主义的遐想。当然，风水空间理论中的这种空间结构会对社会系统产生“滞后”影响的思想，还是很超前的。在空间计量发展到了今日，才有了“空间滞后”思想和概念，并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空间滞后模型。这种现代空间滞后模型的最初思想就是起源于时间上的滞后现象。时间上的滞后现象是时间序列过程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当期的行为不会马上就产生结果，而是需要到未来时期才会显露结果。这就是时间上的滞后效用。在模型建构中，滞后现象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在这一过程中通常存在时间滞后，也就是说，解释变量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作用于被解释变量。在风水空间理论中，空间布局对于社会系统的影响会存在滞后效应，而社会系统又会反过来再影响空间布局，进而使得原先的空间布局被调整。这个过程中，空间和社会的互动都会出现滞后现象。若单纯从空间视角来看，就是“空间滞后”。所以，风水空间理论从短期来看是静态的，而从长期来看，其实也是动态的。(www.xing528.com)

管仲的空间与社会经济互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成为之后长期以来中国空间分析的基本范式。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很少单独分析地理空间的研究，而是把地理空间与社会、经济、人口、人文、风俗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在中国历史上，《汉书·地理志》可谓是开创了地理社会分析的先河，后世多继承之。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记载详细的官修地理类文献，后世正史中所载地理志者，皆始于此。全书贯穿着地理空间分析服务社会发展这一实用主义的思想，采用人文社会与自然地理并重的分析范式，打破了以前记录地理情况以山水为纲的传统，转而以政区疆域为界，记录和分析不同政区内的地理与社会人文情况，开“政区地理”之先。这种分析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当前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与空间分析，还依然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社会空间分析的最终目标还是以发展行政区所属疆域的经济与社会。所以，《汉书·地理志》所体现的空间与社会综合性分析方法，对于后世影响很大，不仅中国后世的正史《地理志》中大多采取了这种分析框架，连西方现代地理学的发展最终也不断加强了与社会科学的融合，甚至出现了空间整合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论》以及明代的《徐霞客游记》都是采用了空间分析与社会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记载了各地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等传统的地理因素，还大量记载了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社会、经济与人为因素，成了分析当时社会的重要文献。

这种空间与社会综合分析方法的集大成者，当属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胡焕庸。1935年，他在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中，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胡焕庸 1935）这条以瑷珲—腾冲划分的线，把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半壁，对中国经济布局、民政建设、交通发展、社会建设、人口管理等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胡焕庸的研究基于两个重要的前提：其一是社会现象与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异质性，其二是空间分析和社会分析不可分割。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过去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者，大多偏重于纯粹数字之推求，绝少注意于地理背景，研究其分布之稀密者……今试以中国地形图、雨量图、与人口图进行比较，则三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之关系”，实际上还是沿用了中国古代空间与社会分析思路，利用地形图（地）、雨量图（天）、人口图（人）三者合一的方法进行分析，即传统的“天地人合一”思想。但是，在实际分析过程中，他更多地采用了近代西方的地理学理论和方法，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人口及农业问题，进而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一线为界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胡焕庸线”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人口的空间分布差距，而且还是社会、经济等的空间分布差距。即便是七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基本空间格局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