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时空模型：非线性关系与脱域现象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因为学科的局限性，时间和空间往往被分开来进行研究，不利于完整地分析与解释社会现象。对此，英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经指出：“由于学科的划分，时间可能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空间可能受到地理学家们的关注，而社会理论的研究者极大地忽略了这些方面。”（安东尼·吉登斯 2003）在吉登斯看来，具体的社会现象应该放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时空不能人为地加以分割。这种时空整合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打破学科的界限，开展跨学科研究。其实，吉登斯本人关于时空与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跨学科研究的例子。在吉登斯的这种跨学科体系中，他把时空思想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用时空思想来阐述和解构社会行为与社会现象，进而分析社会结构化的动态过程。本质上，吉登斯时空模型是个“时间—空间—社会”三维动态模型，与苏贾（Edward W. Soja）基于三元辩证法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有着某种继承关系。苏贾曾说：“今天，一种第三存在维度正在挑战，在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这一三面的情愫，正在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样也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巨大修正。”（爱德华·索亚 2005）只要把苏贾的“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模型中的“历史性”替换为“时间性”，那么，就可以转换为吉登斯三元动态的时空模型。吉登斯非常重视时空问题，他这样写道：“在我的大多数著作中，我都已经强调必须把时空带到今天社会理论核心位置的观点。”（Giddens 1990）

当然，在模型建构的次序和方向上，吉登斯和苏贾还是存在明显的不同。苏贾是从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来导入和建构空间性，他说：“直截了当地对历史决定论作出批判而又不跌入简单的反历史的泥潭，这是对批判思想和政治行为进行空间化的一个必要步骤。”（爱德华.W.苏贾 2004）苏贾认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二元模型不足以解释动态变化着的社会现象，因此，需要导入空间因素，进而形成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三位一体的模型。与苏贾不同的是，吉登斯的时空模型并不存在着这种先后次序关系，空间、时间以及社会都是平行同时进入模型，同时具有互动作用，这三者是互相依赖而密不可分的整体。正如吉登斯所言，“任何驾驭现代性经验的企图，都必须从这个最终发源于时间—空间的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吉登斯 2002），所以，在吉登斯的时空模型中，时间和空间是辩证存在的，不能彼此割裂看来。在这种时空辩证法的作用下，社会制度出现新陈代谢的变迁，进而开启了制度变迁的多种可能性，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的组织结构提供了运行的机制，为现代性镶上了鲜明的时空特征。这是社会制度、时间与空间互相嵌套与作用的结果，既是时空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也是社会在时空中的再造。

在吉登斯的时空动态模型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非线性关系，即空间、时间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曲面或不确定的，也就是非线性的。由于社会的发展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时空动态又加剧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使得非线性成了复杂社会的典型性质之一。吉登斯反复强调，在现代性条件下，时空动态发展与社会制度演变并不是按单一的直线形式发展，而是同时包含着社会空间延展中的时空压缩和重叠。在他看来，“现代世界是从和以往的世界所发生的断裂中诞生的，而不是后者的延续”（安东尼·吉登斯 1998b），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关系，因为有所谓的时空“断裂”。“断裂”意味着线性关系的中断，意味着新的关系在新的时空背景中诞生，“而不是后则的延续”。可见，吉登斯的时空模型中存在着“断裂”，存在着不同的“拐点”，这些都是非线性关系的特征，而恰恰是对线性关系的否定。当然，吉登斯也不是彻底否定线性关系，而是认为线性关系是非线性关系的局部或者特例。在局部时空环境下，社会发展可能会呈现出线性关系，发展过程中也不会出现“断裂”的现象。但是，当时空背景发生了变化，这种线性关系就会出现“断裂”，新的发展路径就会诞生。所以，在吉登斯的时空模型中，总体上是非线性的，但是局部上可以是线性的。这是一种线性与非线性的辩证统一，这样的时空模型更加接近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www.xing528.com)

除了“断裂”之外，吉登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脱域”，他说：“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与包含在时空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disembedding）；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他认为，“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安东尼·吉登斯 2000）其实，吉登斯的“脱域”并非完全脱离的时空结构，而是社会从一种时空结构向另一种时空结构的过渡。在这种过渡阶段，会出现吉登斯所谓的“脱域”现象。这是非线性关系特征的一种表现，“脱域”往往和“拐点”联系在一起，说明社会制度变迁和改革还存在恒大的增量空间。但是，如果按照现行的发展模式、发展框架发展下去而不做制度变革，这种增量空间就很难得到挖掘。可见，“脱域”是社会空间发展或者延展的一种必然结果。而吉登斯的结构二重化（dulity of structure）——即行动者利用结构，并且在利用结构的特质时改变或再生产这一结构的理论，也体现了“脱域”与社会制度变革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关系，并非一种消极无为的关系，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个体不是从外部的社会世界中退缩回来，而是勇敢地参与其中”（安东尼·吉登斯 1998a），社会中的个体并不因为“脱域”而消极避世，而是在生产一种新的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