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对科学家角色的影响与公众

自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史观诞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仅建立在理性探索的基础上，同时也需要科学家内部的协商和共识。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史研究成果，指出了科学家在“制造”科学的过程中，不仅有逻辑性的推理和思考，也有大量运用直觉、想象和或然性推理。科学探索不但需要充分发挥人类理性的作用，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科学家需要通过有深度的学术互动来促发科学创造的灵感、传递信息；此外，科学家还必须与社会打交道，以寻求科学在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以实现科学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袁江洋，2007）。

这些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以及新编史学纲领的科学史研究带来的科学观的变革，改变了公众心目中以及社会中的科学家形象，改变了科学家在科技决策机制中的作用，从而也改变了科学家在科学传播领域中的定位。科学家开始以一种新的角色出现在科学传播实践中。

英国皇家学会在1985年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中，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科学家的义务。在各种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的科学家有增加的趋势。英国皇家学会2006年6月对科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过去一年有74%的科学家以不同形式参与了科学传播活动，与1999—2000年相比，增加了14%。参与的活动包括研究机构向公众开放的活动、公开演讲、与科学政策决策者的交流、对学校和教师的协助、面向公众的科普性写作等。科学家们也提出了参加科学传播活动的障碍，即占用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英国皇家学会，2004）。(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科学商店”活动中，科学家开始以“学习者”的姿态参加科学传播活动。对于参加“科学商店”活动的科学家而言，这是一种通过解决相关的地域、社会性问题，来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和教学内容的重要机会。公众团体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是包含社会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性复杂问题，并且，公众团体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得到相关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而是要通过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参加“科学商店”活动的教师和学生，需要通过与公众团体的沟通，将这些复杂的具体问题转化成与自身研究相关的专业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将自己的研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也可以提高面对公众的沟通与传播能力。另外，也有助于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有助于调整和改善大学的教育内容和研究计划。

在美国的“外展活动”中，科学家更是以服务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宇航局。1997年，美国宇航局开始了“教育与面向公众的外展项目”（Education and Public Outreach Program，EPOP）。2002年，美国宇航局的事业目标中加入了“激励下一代探究者”一项。在“教育与面向公众的外展项目”中，作为面向学校的活动，有分别针对教师和学生的教育活动以及专门教材的提供；作为面对社会的非正规教育的活动，有在科学馆、天象馆开展的活动以及“科学秀”活动。另外，作为“外展活动”内容的一部分，还开展面向一般公众的演讲和网上宣传活动。2005年度，美国宇航局面向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动达300场以上，面向初等、中等教育机构的活动达1 600场以上，面向科学馆的活动达3 000场以上，面向一般公众的活动达1 100场以上。共有1 000多位科学家、技术专家参与了上述活动。除研究机构外，美国的大学也鼓励学生参与“外展活动”。例如麻省理工学院以1988年设立的公众服务中心（Public Service Center）为基地，推进“外展活动”。公众服务中心的宗旨是通过对大学周边地区的社区服务，丰富教育经验及学生的人生经验。公众服务中心自1993年以来，每年都以大学周边地区的公立中学学生为对象，开展“科学博览会”活动。“科学博览会”是由中学生自己策划的“科学项目”的展示活动，参加者通过这一活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进行深层交流。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也借此机会向中学生介绍实验室或博物馆内的研究设施。每年有200～300名中学生及250名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参与这一活动（MIT，20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