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带来科学观的变化对公众角色的影响

在早期的科学传播研究中，关于“公众”有两个共同的基本假设：一是公众对科学一无所知；二是公众有了解科学的愿望。即公众是蒙昧无知的，并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公众被看作天真的旁观者，他们不是学习或参与其中，而是为之着迷、兴奋，震撼。科学总是显得新奇别致、神妙难测、威力强大、前景广阔，人们接受的主要是科学作为社会角色、作为意象传达出来的那些部分，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或技术信息。大量的科普读物、科学博物馆、展览会，其主要目的是传达这种赞美科学的情绪。例如，在科学周或科学节的科学展示中，在大众科学小说或科幻小说中，在博物馆的展览中，在科学电视节目和科学电影中，在科学戏剧中，科学都是神秘、独特和充满希望的。公众被明确地看作科学的崇拜者和消费者。

乌克里·费尔特（2006）将这一阶段公众与科学的关系总结为“线性模型”。在这一阶段，科学家被视为真正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媒介担当译码者的角色，把知识“解码”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便向更多的公众传播。而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是几乎没有权力、整齐划一的群体。杜兰特（Durant，1989）也对“线性模型”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在依照传输的严格线性模式操作的探究方式中，科学家是信息来源，媒体是输送通道，公众是最终目的地。其目标在于减少媒体的干扰，以最大的保真度传输尽可能多的信息。

“线性模型”有一种内在的强烈的等级差异。它预先设定科学知识与日常知识有明显区别，由于其特有的理性而优越于普通的日常知识，并成为复杂的代名词，而公众所拥有的日常知识由于所谓的简单和感性而被忽视。在这一模型中，信息单向流动，即从知识的生产者流向知识的接受者。科学为公众设定了所要追求的基本标准，科学家作为公共领域的专家具有垄断地位。因而，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是不平衡、不平等的。科学传播被降格为“解码”的过程，因而大量理论方面的思考集中于：传播媒介及其在结构上的局限，以及语言对于科学知识的塑形与制约（迈诺尔夫·迪尔克斯，2006）。

科学史及STS其他学科对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促进了科学传播活动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核问题、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技术评估”的思想发展起来，成为更系统和可控地处理科技发展及其政策的一种方式。这一时期的科学传播实践形式主要以“技术评估”和“技术的公众接受”为代表。这些形式虽然强调应与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并把公众的意见反映到科技政策当中，但从其沟通行为的主体和目的上来看，仍是处在政府的立场上，让公众被动接受科学技术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尽管公众被不同利益引导并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但除了少数例外，公众在整体上仍然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这种传统角色。科学传播的双向性更多流于形式化，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公众的立场，没有代表公众的利益和要求。

进入20世纪80年代，面对社会认知和科学发展之间日益增长的张力，另外一些科学传播实践形式也被创造并发展起来，开始力图充当科学系统和公众领域之间的中介角色。例如前面提到的欧洲的“科学商店”等一些更加互动和开放的场合。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还是必须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其中也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只有公众能够接受不断进步的科技语言以及新的产品和生产过程，科学技术才能在一种不受阻碍的情况下继续沿着既定的轨道发展。(www.xing528.com)

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公众从无知的、对科学盲目崇拜的、单一的“线性模型”传播中的被动接受者，完成了向对科学技术怀有质疑和批判，并要求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核技术、环境技术等敏感性技术问题的决策当中去的评估者这样一种角色的转变。但是这种技术评估者的身份是相当有限的，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科技决策仍是以专家和政府为主导的，吸收公众参与评估，更大的意图是政府为了缓解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的阻力。在这一时期，公众总体上来说仍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科技决策中去。

进入20世纪90年代，“疯牛病事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由科学技术引发的公共问题大大动摇了公众对来自政府的科学建议的信心。公众为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领域的新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深感不安；同时，科学史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科学元勘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日益进入科学传播领域和公众的视线，公众对科学、科学的历史和科学的本质的看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一时期，科学传播面对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协商、合作、对话和参与成为最重要的渠道。这一时期的科学传播理论认为，公众的参与应该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上游”开始，也就是说，在新的科学技术开发之前就应吸纳公众的参与，倾听公众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在研究开发结束后，让公众对已经确定的事实作出反应。为此，需要更加具有互动性和开放性的做法，例如“圆桌会议”、公众评审团、协商民意测验、听证会、“共识会议”等。

公众角色这种转换，反映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地位、作用和影响的变化，科学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而后者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受到了来自科学元勘包括科学史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寻求科学的元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科学观的研究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