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对科学传播理论模型的影响

5.3.2.1　对“缺失模型”的颠覆

“缺失模型”的内在逻辑是将公众视为媒体信息的闭塞、被动的消费者。信息（主要是指科学知识）的缺乏被认为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科学素养研究的关注焦点所在。“缺失模型”的基本研究路径是把公众看成“问题”，并且寄希望于通过改良媒体报道来寻求“解决”。在这种路径下，有一个重要的要素被忽略了，即对科学本身的考虑。“科学是本质上客观的、理性的、崇高的事业，科学传播的计划就是应该在公众的理解中肯定这一点”（Dornan，1989）。事实上，这种对科学与公众关系的认识方式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味。通过强调科学的客观和理性以及公众的缺失，使得科学在维持公众的支持的同时，也维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完备性和权威性，以此来捍卫科学与外行公众的界限。正如西蒙·洛克（Simon Locke，1999）指出的：“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强调公众知识的贫乏状态，以及公众对职业专家的依赖。因此对公众理解的关注周期性地复苏，其特有的语言意在‘评估”公众的知识缺乏，并予以‘改进’。这种缺失的‘发现’因此证实了专家对其专门知识的信心，以及支持提高公众知识水准的呼吁……‘缺失模型’很容易被确认为具有职业意识形态的修辞风格，是以民主化的语言掩盖力量的不平衡；科学公民身份得以获取的代价是，以职业科学家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表达知识——这是我们的方式，或者根本就不是。因此相互对立的知识声明和知识基础被拒斥，被看作不过是‘反科学的’……”

斯蒂芬·希尔加特纳（Stephen Hilgartner，1990）分析了科学共同体如何通过“缺失模型”的预设来获得和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他指出，尽管主流观点极大地简化了科学传播的过程，但它对于科学家而言在政治上是相当有效的。它通过为边界勘定工作提供词汇，把“真正”的知识从“被普及的知识”那里区分开；把“真正的”科学从“被普及的科学”那里区分开。它帮助维系了“关于真正的、客观的，得到科学确证的知识”的理想化，并将这种“理想化”的知识作为科学家所独占的禁区，是公众无法接近的领域。科学家因此被赋予了一种权力，确定哪些普及是“恰当”的，哪些是“歪曲”的，这使得他们可以把科学权威赋予他们自己对科学的表达。而对科学共同体外的表达进行怀疑。结果，这种主流观点成了科学家有效的政治工具，用以维护科学家的权威，反对外来者的挑战。

由此可以看出，在科学传播领域，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使得科学拥有了在共识建构中的绝对主导权的合法性；而科学的独立性、完备性和权威性使得科学家获得了政治权力。

如前所述，库恩以来，在历史主义科学史观影响下的科学史研究，以及建构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修辞学等后现代编史学纲领的科学史研究，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对科学的绝对客观性和普遍性发起了挑战。这些研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根本上瓦解了科学在共识建构中占绝对主导权的合法性，也消解了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的先验的权威地位。

5.3.2.2　对“对话模型”的质疑

“缺失模型”自提出以来，不断遭到来自科学传播理论界内部和STS领域的强烈批判。“缺失模型”的缺陷现在已经成为科学传播理论常识中的一部分，对“缺失模型”的批判甚至构成了讨论科学传播理论模型的一个基础。

针对“缺失模型”中的“线性传播模型”，有多位学者提出了改进方案，彼得·布洛克斯对这些方案进行了总结（彼得·布洛克斯，2010）。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方案之一是斯蒂芬·希尔加特纳（1990）提出的“河流模型”。斯蒂芬·希尔加特纳认为，在科学传播当中，并不是只有科学和非科学两个范畴，而是存在连续谱系的知识和科学背景，呈现出“河流”的图景。“上游”包括实验室的工作讨论、会议或技术研讨，“下游”是教科书和小报。而“普及”是个程度问题，真正的科学与被普及的科学之间的界限可以画在很多地方，这取决于采用什么标准。而且，这些模糊性给“普及”带来了灵活性。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80）提出了“环路模型”。斯图尔特·霍尔将对公众的传播视之为信息的加密和解密，传播环路把加密、解码的各个环节连接了起来，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对信息进行不同的解释。在“环路模型”中，传播不是信息从发送者流向接受者，而是一个具有意义构建机制的反馈系统。

布鲁斯·列文斯坦（Bruce Lewenstein，1995a）使用网络类比来分析科学信息的传播。在布鲁斯·列文斯坦的网络中，记者招待会、实验室的报告、新闻项目、电子邮件、赞助议案、政策文件和讨论会都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互相渗透。信息从所有的节点流向所有的方向，而不是简单地经由媒体传播到公众那里。

迈克·迈克尔（Mike Michael，2002）的观点是把科学传播看作“根茎”，这是一个多方向的模型。“根茎”是个树根系统，可以向各个方向扩散，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与任何—个树根连接，被砍了之后还会再生。迈克·迈克尔指出，这个比喻是为了强调“在专家与公众、专业的与外行的、事实与虚构之间没有简单的区别”。

“河流”“环路”“网络”“根茎”，这些模型都试图挣脱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单向的线性关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在科学传播中，公众是一个主动性的重要角色。“缺失模型”之后的科学传播研究，有一个明确的趋势，就是对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对话”的强烈呼吁。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科学与社会》当中就“充满了对对话、讨论和争论的呼吁”（Miller，200l）。作为回应，皇家学会的《社会项目中的科学》（Science in Society Programme）设立了这些目标（Royal Society，2004a）：

（1）发展出广泛的、创新性的、有效的社会对话体系；

（2）让社会更为积极地影响科学事务政策，并承担此间责任；

（3）在决策上采纳开放的文化；

（4）把公众的价值和态度考虑在内；

（5）赋予社会促进国家科学政策的能力。

以英国2000年以来的“政策转型”为代表，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话”已经成为整个科学传播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取代了“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各国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到很多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的尝试，既有自上而下的，包括“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科学商店”；也有自下而上的，比如来自不同兴趣小组的外行专家、绿色和平组织或其他公共团体的活动。在有些国家，公众的参与已经对科技公共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另一视角下，詹姆斯·威尔斯顿（James Wilsdon）和丽贝卡·威利斯（Rebecca Willis，2004）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这种对话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科学共同体让公众参与的真正目的？是不是“公众理解科学”被伪装成了“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如果仅仅将公众的参与处理成官僚政治进程的一个环节，那么这种参与实际上可能被用来结束争论。即使公众恰当地进入了参与进程，所能参与协商的也常常是作为讨论对象的技术是否安全，而非它是否必要。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关于一项新技术，谁拥有它？谁从中得到了利益？它将被用于什么目的？科学价值、未来展望和既得利益这些科学体制内的深层问题往往还是没有被触及。

以往对“缺失模型”一个集中的批判是，没有把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彼得·布洛克斯（2010）指出，“对话模型”实际上也存在同样的危险。在对话中，看似科学家和公众都拥有发言权，但是这种表面的平等可能正好掩盖了权力的真正不平等。在今天的时代，科学已经建立了巨大的权威，对话并不能触动这种权威。公众参与科学的任何成功都是因为公众已经学会了用科学本身的话语方式来参与科学。归根结底，“公众参与科学技术”是让公众参与科学，而不是让科学参与公众。

除了权力的不对称，在对话中，科学家和公众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更重要的不对称。科学家作为科学的代言人，拥有“事实”，而公众只拥有“意见”。如前所述，文森特（Vincent，2001）在科学传播的历史中分析了这种“事实”和“意见”的分离。在今天，“科学”与“意见”分离得很彻底，以至需要用“对话”把二者结合起来。文森特（2001）提出，现在应该重新来评价意见，“让意见（doxa）的古义复活，成为一种在决策领域中比科学更为切题的特定通俗知识”。

彼得·布洛克斯（2010）提出了另一方式来处理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不对称，不是赋予意见以新的价值，而是认识到双方都既拥有知识也拥有意见，特别是要认识到科学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议。彼得·布洛克斯指出：“在科学实践内部，不同的科学家会采取不同的立场。甚至可以说，这是科学实践的根本特征。”科学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之上的，但科学实践本身却是由异议所推动的。库恩范式理论中的范式更迭，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特别是SSK以来关于“科学争论”的讨论，都说明了异议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彼得·布洛克斯认为在科学传播领域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首先，科学争论把科学意见带入了公众领域；其次，科学家有时会直接诉诸公众来试图解决或赢得科学内部的争论（Bucchi，1998）；最后，因为科学的大众化正是知识的未决之处，而同时科学仍处于构建之中，因此科学的大众化可能是引起公众最大兴趣的地方。如果处理得当，在科学系统的“上游”推动争论能够让这些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显露出来。争论和不确定一直被认为应该控制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不应该暴露于公众面前。同样，如果我们认识到科学家也具有意见，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公众也具有知识。“缺失模型”之后的科学传播研究中，“外行专家”这一概念已经被反复提出，那么有没有其他形式的外行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专家”到底意味着什么？(www.xing528.com)

赋予外行知识以价值，不应该以贬低专业知识的价值为代价，然而，外行知识的问题确实引发了有关专家本质的根本问题。科林斯和埃文斯（科林斯等，2002）认为，专门知识的概念应该扩展到把“以经验为基础的专家”包括进来。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科学研究的“第一次浪潮”接受了科学的权威，确立了科学共同体中的专门知识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科学研究的“第二次浪潮”，借助于库恩的工作，强调知识的社会构造，因此模糊了科学专门知识和政治权力的区别。科林斯和埃文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他们试图重新确立专家和非专家的区分，区分的标准是具有“专门知识”，而并非是否受到专业认可，具备必要的资格和证书。通过这种区分，那些没有得到专业认证的专家可以“以经验为基础的专家”的身份出现。这种意义上的“经验”，实际上就是“地方性知识”。科林斯和埃文斯在分析时也引用了布赖恩·温的关于“坎布里亚羊”的研究案例。在坎布里亚牧民与政府官员关于切尔诺贝利辐射污染的争论中，专业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十分明显，特别是“地方性知识”在专业知识无法达到的界阈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争议背后隐藏的科学体制的权力结构、对话中的话语体系、公众的意见和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之间的对称关系，这些因素才真正影响着公众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公众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问题，仅仅通过表面上的对话和参与是无法解决的。

对这些深层问题的质疑、批判和试图寻求解决，需要来自科学史等科学元勘研究的理论支持。而科学史研究所带来的科学观，特别是后库恩时代的新编史学纲领下的科学史所带来的科学观的变化，能够为这些科学传播深层问题的揭示和解决提供理论资源。

5.3.2.3　“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性理解”

仅仅通过“对话”和“参与”，并不能解决“缺失模型”的深层问题。如上所述，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对话”和“参与”进行了反思，并从不同视角出发，提出了重建科学与公众关系的新主张。这些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多向的：科学不再被看作仅仅向下扩散，而是所有的节点在传播环路和网络中互相渗透和依赖。

（2）与境性的：关注的不仅是接受科学的与境，而且认识到，科学本身就像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一样，也依赖于与境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从而可以依次提出信任、权力和权威等方面的问题。

（3）扩展了专门知识的概念：外行与专家被重新定义，外行专家和拥有“地方性知识”的外行也被纳入专家的行列。此外，价值和意见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成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领域的重要议题。

（4）与意义相关：关注的焦点从信息内容转向了意义和意义的表达。也就是说，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思考的内容，而是思考的方式。

彼得·布洛克斯（2010）在总结了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公众对科学的批判性理解”（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Public，CUSP）。他指出，CUSP关注的是与境、协商和互动。在这一框架内，CUSP包括两层含义：

（1）对科学具有批判性理解的公众。

（2）对科学及其在公众领域所产生的相关意义的批判性理解。

以科普文本为例，CUSP可以有这样几个解读的层次：

（1）原始科学内容。人们看到了什么？这个层次是首先被关注的，对此的批判性理解主要在于信息的数量、准确性和精确度。

（2）科学如何被构造。当人们在看待原始内容时，希望把它看作什么？这个层次考察的是语言、修辞和想象的使用。

（3）批判。它应该被看作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获得这种意味的？在这个层次上的考察必须与更广阔的议题和争论联系起来。

“公众理解科学”视角下的问题常常被限制在第一个层次内。公众拥有多少信息？这些信息是准确的吗？公众在回答问题时给出了正确的信息吗？然而，公众的关注却最常发生在第三个层次——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应该如何理解它？还有什么别的文化资源可以帮助我理解它？

对意义的关注有三个方面是与批判方式尤其相关的，它们是：意义得以产生的方式，科普如何成为意义被争论的场所，公众在科普的构造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审视科学与公众的相互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到协调科学知识的意义与价值的复杂过程。社会背景和人们所处的关系网影响着他们获取科学知识的方式。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依附着社会利益，而且会对已存在的关系、身份和价值体系产生影响。正如布赖恩·温所指出的：“科学似乎不能认识到其公众形式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也不能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公众是否具有‘理解’科学的意愿，从根本上取决于公众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认同科学的尚未明确的朦胧思想。”（布赖恩·温，1995）

可以看到，“公众对科学的批判性理解”，关注传播内容的意义，主张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这种意义，并强调意义背后的价值与利益。其中涉及公众对科普文本的解读，也涉及公众在科学大众化的构造中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质疑和思考，已经超出了科学传播理论的原有范畴，同样需要来自科学元勘的理论营养。科学史作为科学元勘中重要的起基础作用的一个学科，以其特有的研究视角和方式，能够为“公众对科学的批判性理解”提供历史维度的批判视野和由具体案例研究所体现出的对传统科学观的反思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