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公众：新编史学纲领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在历史研究领域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思潮强调对传统史学“宏大叙事”、历史发展进步论、西方社会中心论等历史叙述框架和叙述线索的反思。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传统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被不同程度否定，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被重新定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后现代主义史学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学思想上，它既指对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通常表现为历史观；也指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通常称之为史学理论（张广智，2000）。例如，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是存在一种历史，而是有多重的历史；历史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多层面的。尽管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人类学、修辞学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内部，各个流派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存在诸多差异，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学者还往往反对将自身纳入后现代主义者的范畴，但在宽泛意义上当这些思潮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之后，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上述共性。例如，建构主义强调科学的建构性，在此科学观下，科学的历史不再一定是进步的历史，“宏大叙事”遭遇挑战。在人类学和女性主义对科学知识地方性和多样性的强调中，在修辞学对科学知识的与境性的强调中，“宏大叙事”、精英历史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受到了谴责。

随着科学史的研究内容对科学传播领域的介入和影响，这些新的编史学纲领也进入了科学传播领域，并直接影响了科学传播理论和观念的变化。

建构主义科学史抛弃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主张科学知识的建构性，强调从微观角度出发，通过案例研究，揭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建构及其过程的影响。它同传统的默顿科学社会学向度的科学史研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进一步将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科学知识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人们将这种局域知识说成是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实际上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科学知识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科学知识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赵万里，2002）。这一区别直接反映在相关的科学史研究上，表现为对“内外史”的不同侧重和消解（刘兵等，2006）。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对关于科学史客观性等问题的传统观念的挑战，科学史研究不再仅仅是史料的搜集和记录，也不再是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反映和转述，而是对历史记忆的再诠释和再建构。

“女性主义科学史以恢复被传统科学史研究所忽略的女性‘他者’在科学历史上的地位为目标和己任；以批判和反思科学及其相关规范、制度等对妇女的限制和歧视，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对科学的不断建构为研究主题和本体；强调以社会性别作为基本的分析视角和分析维度；并以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史角度的解析为主要的研究取向；坚持性别和科学的社会文化建构观念，批判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以及进步主义的科学史观”（章梅芳，2006）。

“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待科学，把科学看作地方性知识，突破了科学技术的‘标准观念’，扩展了科学技术的概念，从而带来了科学研究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包括如何重新定义科学、技术，并突破以现代西方科学技术观念为标准来决定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科学史研究者在借鉴人类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体现了对‘他者’的关怀，突破了一元的、普适的科学概念，使科学研究呈现出一种丰富且更加接近真实的图景。”（卢卫红，2007）作为人类学最为核心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和“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影响最为深刻。它意味着，为非西方、非精英、非主流的地方性知识传统研究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www.xing528.com)

“修辞学进路的科学史着重于探讨从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科学观点在研究、交流、发表、传播等一系列过程中为了得到受众的认同而进行的修辞行为。从这一视角的解读中改变了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也改变了科学研究过程的简单线性模式，增加了对于科学从修辞中体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因素对科学建制、科学文本书写方式、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塑形作用，使科学史更加贴近科学实践。修辞学进路的科学史表明，科学语言并不是一种异于其他文化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它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同样也存在着话语的主体、受众和情境，同样也包含着各种修辞行为，并且修辞是不可避免地内在于科学话语之中的；科学知识也不能脱离作为其表述载体的科学话语而存在，即使是最抽象的数学表征公式同样也是在某种对于研究对象的特定理解中产生的话语，脱离了理解框架它们就无法成立。也因为如此，修辞也以语言的形式内在于科学知识产生、辩护的整个过程中，它象征着科学知识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塑形作用。科学应当被看作是科学共同体进行的一种文化活动，是对于自然界的某一种认识方式和说明方式。”（谭笑，2008）

这些新的编史学纲领下的科学史研究除了为科学传播带来科学观和科学传播观的突破和变革以外，也为科学传播领域带来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例如，女性主义科学史将性别的社会建构因素带入科学传播领域，直接影响了科学传播与性别的研究；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强调的与境性为科学传播理论模型的变迁特别是与境模型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来源；修辞学进路的科学史为科学传播中的文本分析特别是隐喻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总体而言，这些新的编史学纲领的建立，带来了对传统一元科学观的批判和反思，也促进了新的多元科学观的倡导和确立。同时，这些新的编史学纲领还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多元科学观与新的视角和方法一道，为科学传播理论突破原有的单一的“线性模型”和“缺失模型”，在更加开放、平等、互动的意义上进行科学传播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