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对科学传播的影响与发展趋势

5.2.1.1　外史研究的兴盛致使科学传播问题成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因为赫森（Hessen）和默顿（Merton）等人的有关“科学的社会史”的工作，外史研究在科学史界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外史研究打破了由P·坦纳里（P.Tannery）和迪昂开创、并由A·柯瓦雷（A.Koyré）发展到顶峰的观念论的研究纲领在科学史界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开始产生较强烈的影响。“这与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出现不无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开始兴起，其中，不但科学的形成过程和形式，连科学的内容也被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科学知识的内容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学既是一种知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章梅芳，2006）。

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等文化思潮的影响，在科学史研究中，对科学知识内容本身进行社会史的考察日益成为一种趋势。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被消解，因为连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便不复存在；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从而，“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就被消解了。这使得传统的“外史”研究逐渐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开始成为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主流（刘兵等，2006）。

科学传播研究的兴起同科学史的这一发展趋势相契合。从研究视野的角度看，外史研究把科学置于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将科学理解为社会的一个子文化建制，将科学知识视为这一建制在社会中运作时输出的产品，把科学家群体视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在这种视野下，科学在社会中的运行与传播，科学、科学家集团与公众的关系问题无疑直接成为科学史的重要关注对象之一。从科学观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外史研究中对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史考察，开始关注科学及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和与境性。例如在建构主义科学史研究中，夏平（2008）等人通过“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历史案例分析，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形成了挑战，对以实证主义科学观为根基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形成了冲击，科学知识的建构性和与境性在科学史研究中日益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科技决策机制中专家主导权地位的建立、公众以地方性知识对专业知识和专家集团形成的冲击、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等问题，也成为科学史研究关注乃至直接考察的对象。

5.2.1.2　科学史的综合研究趋势将公众纳入考察范围

除了“内史”和“外史”的划分，“专业史”和“综合史”的划分也是科学史中重要的编史学主题之一。传统的专业史研究往往隐含着这样一种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科学发展和成熟的标志是专业化程度的高低，而专业化程度的高低又是以专业学科的产生、专业领域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正规研究机构的建立、研究刊物的发行等为标志。以往科学史研究者对科学史学科本身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析时，也大抵是按照这条线索来研究的。基于这样一种科学观，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便成为传统专业史研究的主要编史原则；根据这一编史原则，专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集中在以科学机构、科学共同体、科学刊物为标志的学科发展上，那些不以科学机构为依托、在私人领域进行的科学研究便不被关注（章梅芳，2006）。

从科学史和社会学研究来看，各门自然科学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过程，恰恰是公众逐渐在科学领域被边缘化的过程。19世纪末以来，科学开始从业余的、以家庭为基本背景的、以私人赞助为主的那种传统中脱离出来，成为某种与家庭和私人化相对立的范畴。20世纪的科学则实现了完全的专业化，进入“大科学”时代。文森特（Vincent，2001）分析了科学和公众的分离。在古希腊，作为公众的意见（doxa）和科学（episteme）具有同等的价值。直到18世纪，在“公众意见”出现的同时世俗科学的传统仍然维系着；19世纪科学专业化发展加剧了科学从公众中的分离；而真正将公众视为无知者从而贬低公众意见，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

以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基本编史线索的专业史研究，自然将作为外行的公众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排除在科学领域和自身的考察对象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科学史研究观念开始受到来自一般史和文化史研究观念的挑战，综合史研究越来越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综合史研究将科学作为整体置于人类社会中考察，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包括公众便重新进入了科学史研究的视野。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科学史和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研究对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技术等内容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消解专业史的编史原则，体现了科学史研究的新取向。综合史的研究趋势使科学传播领域中的诸多理论问题成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之一，同时也直接为科学传播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

5.2.1.3　从宏大叙事到对具体人物、事件的关注为科学传播带来具体生动的科学和科学家形象

当代科学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从宏大叙事到对具体的事件、人物的关注。“伟大的作者、伟大的著作、伟大的发现这种模型已经逐渐式微”，研究的重点从“关注作者、作品和学说这些在我们当前科学观之下最重要的内容，转移到对构成过去科学之行为的全景式理解”。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科学事件和科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科学实践者的意图，以及对科学工作的调整和接受等内容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Jardine，2004）。(www.xing528.com)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史研究对哲学导向的自我反思，是对史学研究的一种回归，将寻求科学在全部历史时间上的普遍规律，转向关注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特殊性。“历史研究是具体的、描述性的。它钻研细节，试图理解复杂的特殊性和复杂相关的个人与事件的特殊性……历史学家始于面对在科学传统、社会与智力背景、人际冲突、宗教和神学的考虑等当中实际上缠绕无隙的网络”（Burian，1977）。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来，科学史突破了过去的“以现代科学价值体系为主价值系统，并在此背景下展开科学史研究”的局面。“不再只以揭示科学技术知识的链条式进步以及这种进步与社会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为基本目标。它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背景，可以有着多元的价值取向。它可以是零知识增长情形下的科学史，是关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科学技术活动的发生学、传播学、社会学与文化分析。它的受众并不只是科学家以及由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等所组成的学者群体，从终极意义上讲，它的受众可以延伸到社会大众”（袁江洋，2007）。

国内科学编史学学者袁江洋（1996）在探讨科学史的发展方向时指出，“科学史研究应该抓住科学的‘特殊性’和‘个性’，应首先指向种种特定历史时空下、与特定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充盈着种种特殊性的种种科学及其运作过程”，“科学的最基本、最丰富的特性正是体现于生活中的每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乃至于社会活动之中。只有当我们深入到个别科学家的整体行为之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将它们之间的内在连续性揭示出来”。

袁江洋（1997）进而指出，科学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揭示知识的成长历程，还在于对科学的主体即科学家及其活动的研究和刻画。“科学史家的首先责任是要对具体的人类科学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历史理解。历史理解是生动而具体的，在理解一个具体的科学人物、事件与过程时是这样，在探讨人类科学活动的深层结构及其历史历史变迁时亦是如此。”

在科学史的这种发展趋势下，对科学家人物传记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比起传统的“礼赞”式的科学家传记，近年来的科学家传记研究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对建功卓著的经典科学家的传记研究，突破了以往“高”“大”“全”的英雄人物的神话，开始关注他们人性的一面，非理性非科学的一面，以此为科学注入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更进一步地，站在STS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对历史上伟大的科学人物进行批判式的解读，从而带来对科学观的反思和对科学本质的思考。近年来对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经典科学家的再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突破。

第二，由以往集中关注伟大科学家，转向对普通科学家的关注。普通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智慧、理性和非理性、非逻辑，他们的严谨、对客观性的追求和他们的争论、协商、妥协，这些内容比伟大科学家的英雄事迹，更能展现出科学在社会中运作的实情，更贴近科学的本来面貌，更利于帮助公众理解科学活动和科学的本质。

科学史从宏大叙事向关注具体事件、具体人物的这一转向，使科学史的研究更加微观、具体、人性化。这些研究视角下的研究成果，刻画出了生动具体的科学和科学家形象，同时比起一般的科普读物，科学史的研究成果因其学术性和专业性，更具严谨性，也有更丰富的营养。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公众心目中科学及科学家形象的形成和重建提供优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