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公众：科学传播实践活动概况

5.1.1.1　英国：从“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参与科学技术”

英国的传统科普历史悠久，而新型科学传播活动产生的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公众理解科学》的发表。该报告基于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数据，指出英国公众对科学理解不足的现状，号召教育机构、大众媒体、科学共同体和产业界共同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案（Royal Society，1985）。在该报告的倡议下，皇家学会与皇家研究院英国科学振兴协会共同设立了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CPUS），并以CPUS为主导开展了一系列科学传播活动：例如从面向上层政府官员到面向普通女性的各种形式的讲座和沙龙，在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协作下设立科普著作奖，为地域性科普活动提供资金等（COPUS，199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疯牛病事件”为导火线，英国出现了严重的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科学传播活动也由此发生重要转折，政府的科学传播政策转向解决科学信任危机。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表报告《科学与社会》，强调了科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出“与公众对话”的理念，并探讨了相应的实践方式，包括公民评审团、协商民意测验、听证会、共识会议等（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2004）。英国政府接受了该报告的建议，认识到促进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必要性，在2000年6月的科技白皮书中，强调公众作为科学消费者的作用，并指出在全社会范围讨论科学研究的价值非常重要（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2000）。

政策转型引起了科学传播活动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变化。报告《科学与社会》指出了“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概念存在的问题，它隐含着一种假设，即把科学与社会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归于公众的无知和误解。新政策接受了这一批判，开始改为使用“公众意识（awareness）科学”，并提出要通过科学家与公众的对话实现“公众参与科学技术”（Public Engag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EST），从而提高公众对科学的认识（Socklmayer，2001）。在重视对话的趋势下，英国开展了一系列新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咖啡馆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1998年，首先在英国的利兹开始，随后在世界多个国家广泛开展（中村征树，2008）。

在新的形势下，CPUS于2004年7月结束了对“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资助，从2004年9月开始进行名为“科学智慧”（sciencewise）的新项目。其中包括：

（1）科学展望（science horizons）：为公众提供讨论“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未来的社会”的场所；

（2）多重改变活动（XChange）：以公众为主体的讨论会，公众同时担任提问者、参与者、对话者、投票者等多重角色；

（3）科学传播午餐会（science communication working lunches）：利用工作午餐时间为科学传播实践者提供信息交换场所；等等（Sciencewise-ERC，2008）。

总体来说，在英国，1985年《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发表以来，经过种种尝试，科学传播活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以“疯牛病事件”为转折点，由最初的以科学家为主体的“公众理解科学”活动，向着注重“科学和公众对话”的方向发展。

5.1.1.2　欧洲：从“公众参与型技术评估”到“科学商店”

“技术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TA）是指在技术开发之前对新技术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的一种形式，最初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转向欧洲。20世纪8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等国相继设立了技术评估机构。20世纪90年代，芬兰、希腊和意大利也成立了自己的评估机构（Bimber，1996）。

与最初美国的以专家为主导的技术评估不同，欧洲的技术评估发展出了一套由公众进行估评的独立机制。根据参与公众的性质不同，由公众进行的技术评估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由与评估对象没有利益关系的公众进行的评估，代表性的形式是“共识会议”和“公众陪审”；另一种是由与评估对象直接存在利益关系的当地居民、官员和企业来进行的评估，代表性的形式有方案研讨会（scenario workshop）、未来研究（future research）等。

“科学商店”（Science Shop，SS）是指针对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问题，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向公众提供专业性的科学援助的机构。最初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荷兰的学生运动，运动主要针对科学界“为科学而科学”的“学院科学”模式和被市场支配的“产业化科学”模式进行批判。“科学商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荷兰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科学商店”机构，这种趋势也逐渐影响到欧洲和澳洲其他国家，丹麦、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都相继设立了“科学商店”。

5.1.1.3　美国：从“外展活动”到“媒体的科学传播”

“外展活动”（Outreach）是指前沿科学研究机构面对公众的展示和服务活动，产生于美国冷战结束后的社会背景下。随着1990年冷战结束，科学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所具有的正当性大大减弱，美国国内对科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多要求科学能够带来直接的利益。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外展活动”是科学界为得到公众支持而进行的一种公关策略。

1997年，美国宇航局开始了“面向教育和公众的外展活动计划”（Education and Public Outreach Program，EPOP）。作为面向学校教育的活动，有分别针对教师和学生的教育活动以及专门教材的提供；作为面对社会的非正规教育的活动，有在科学馆、天象馆展开的活动以及“科学秀”活动；另外，还有面向一般公众的演讲和网上宣传活动。除研究机构外，美国的大学也鼓励学生参与“外展活动”。例如麻省理工学院以1988年设立的公众服务中心为基地，推进“外展活动”。通过对大学周边地区的社区服务，丰富教育经验及学生的人生经验（MIT，2008a，2008b）。美国科学共同体内部，也有一套鼓励科学家参与“外展活动”的机制。美国科学振兴会除了协会自己组织的各种科学普及活动外，还于1987年设立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奖”，表彰为科学传播作出贡献的科学家。

近年来，在美国，大众媒体中的科学部门和研究部门等担任与科学相关的信息报道的机构，为取得职业化地位，也展开了丰富的活动。向这些机构输送科学传播人才的教育机构也作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www.xing528.com)

在美国，许多大学都设有培养科学传播人才的教育计划，并面向科学新闻专业的学生设立丰富的奖励机制。为科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场所不仅仅是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体，还扩展到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宣传部门（藤垣裕子等，2008）。

另外，美国还设有针对科学类的电视节目、电影制作和戏剧公演的基金。该基金对通过图书、广播、电视、戏剧、网络等渠道进行科学传播的活动提供资助和奖励（Eurek Alertl，2008）。

5.1.1.4　日本：从“科学的市民运动”到“科学咖啡馆”

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陆续发生了一系列公害事件，引起举世瞩目，引发了日本公众反科学情绪的高涨，也引发了日本国内由公众主导的“科学的市民运动”，包括“反公害运动”“反核运动”等。另外，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发端，能源、环境问题也开始成为日本公众关注的话题。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公众参与科学技术的新形式，“技术评估”和“技术的公众接受”（Public Acceptance，PA）在日本发展起来了。

日本从1971年开始试行公众参与型的技术评估。相对欧洲，日本的技术评估并不着眼于对最前沿的新技术的评估，而是在整个社会对资源、能源问题以及地区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高度关注的背景下，广泛开展环境评估。

“技术的公众接受”原本是强调公众和政府之间就争议性问题双向传播的一种政策性概念。在日本，“技术的公众接受”是指针对核电在公众中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一种以提高核电在公众中的被接受程度为目的的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反核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在1996年“文殊”核反应堆钠泄漏事故^[1]的影响下，核能政策圆桌会议、国会报告的公众评议制度等公众参与的手段建立起来了。

整个20世纪90年代，借助“反核运动”，日本公众参与科技决策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除圆桌会议、公众评议以外，还有国民投票、居民投票、听证会等形式。1998年，由欧洲的“公众参与型技术评估”发展而来的“共识会议”开始引入日本并得以实施。经过1998年、2000年两次试行性“共识会议”，目前日本的“共识会议”已经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有些“共识会议”的结果即公众提案已经直接反映到政府的科技决策中。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5年以来，日本科学传播发展的一个新动向是“科学咖啡馆”的引入和兴盛。与“共识会议”主要针对围绕科学技术引起的政策、法律、伦理问题不同，“科学咖啡馆”更多涉及与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相比之下，“科学咖啡馆”无疑更加自由、轻松，也更加具有地方性和更加平民化（中村征树，2008）。

5.1.1.5　中国：从“朴素的传统科普”到“有反思的科学文化传播”

我国是非常注重传统科普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科普活动在科学启蒙、技术推广等方面取得了显赫成绩。近年来，在国际科学传播发展的大趋势下，同时在STS领域的研究成果引起的科学观的深刻变化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我国的传统科普，指出传统科普是基于“科学主义”立场的，以这种立场普及科学，存在诸多问题和局限。为区别传统科普，他们引入了“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并将其特征定位为：

第一，由科学普及的单向传播过程，走向双向互动过程。

第二，把科学传播活动定位于一种文化建设活动。

第三，科学传播是科学与人文交互融合的过程（吴国盛，2001）。

概念变化的背后，是科学观的变革。“科学传播”概念的提倡者们主张吸收STS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强调对传统的客观、中立的一元科学观的反思和批判，主张建立多元化的科学观。他们认为，相比传统科普是代表政府和科学家立场的，科学传播代表的是公众的利益以及公众的立场。这些学者大多来自STS领域，拥有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背景，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强调对传统科学观的反思，强调科学的人文价值，强调将科学视作一种文化。他们所提倡的有反思意识的科学传播被称为“科学文化传播”。

2008年11月，在一些学者、研究机构和民间团体的推动下，由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学研究所等机构主办，在北京召开了以“转基因食品”为议题的第一次试行性“共识会议”，这是国内新型科学传播实践活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它促进了国内新型科学传播实践活动的发展（李真真，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