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童木与战后日本科学观

阿童木的一系列特点与日本战后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阿童木大使》故事的开端就是宇宙人所居住的星球的毁灭，这是后来的日本漫画中反复表现的主题“末世论”的最初登场。实际上，这与作者手塚治虫亲身经历的“二战”中的大阪空袭，都市遭到毁灭性破坏的体验有着深刻的联系（手塚治虫，1997）。

阿童木是乐观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和美国价值观特别是民主价值观的典型体现。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也是构成价值观和理想社会的基础。但是阿童木所代表的这种科学技术观并不是日本文化固有的本质，而是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战后的日本，有一种对精神至上论及非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崇尚美国式的工业文明和民主价值观。

颇有意味的是，在阿童木系列作品中，所谓“科学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与原子能相关。这一点从阿童木的名字中便可以看出。作为刚刚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对原子能如此肯定的态度看上去不可思议，而事实确实如此，在这一时期，对原子弹深恶痛绝的情绪并没有在日本民众中散播开来。在占领期的日本，原子弹被看作带来和平、推翻日本军事政权的正义武器（伊藤宪二，2003）。

另外，阿童木系列作品中表现的科学技术也是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中描绘的由科学技术带来的民主价值和丰富的物质生活，某种意义上，是占领期日本人心目中的美国生活的投影（伊藤宪二，2005）。(www.xing528.com)

战败后，处于占领期的日本，科学技术被描绘成一种玫瑰般的色彩。科学技术被看做未来繁荣的基础，为日本人带来幸福生活的远景，得到广泛普遍的支持。尽管不同党派和政治派别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立场差异，但是在认为日本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这一认识上，出现了空前的一致。这种科学技术立国论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立场，更进一步地说，是一种科技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立场。另外，从商业主义的角度出发，战后的日本更将科学技术看作能够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手段。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的电器产业。借由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出大量便宜又好用的家用电器，这一想法对日本人的生活乃至日本产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伊藤宪二，2003）。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的作者约翰·道尔（John Dower）指出，战败后的日本，政治家、军人、媒体都将战败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科学技术的落后。约翰·道尔认为，将战败的原因都归咎于科学技术是战争指挥者逃避责任的一种好借口，他们无视战争中的科学动员以及对科学家的重视和优待等事实，编造了战争中日本无科学、非理性主义至上的谎言，并由此倡导“科学立国”（约翰·道尔，1999）。与这种看法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著名科学史家中山茂指出，战后日本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科学向民主化的转变，是“科学与民主幸福的联姻”（中山茂，1995a）。虽然两种看法有所不同，但是整体而言，日本战后的科学技术是与民主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战后的日本人来说，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被拟人化地看作是人类的朋友，科学技术象征着和平、进步和正义，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民主价值观一起作为公众的一种必备素养。

总体而言，阿童木系列作品表达了这样一种科学观，科学技术本质上是善的，是可以造福人类的一种“神话”，阿童木所象征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也被描述成代表着善的正义力量。人类受到科学技术的恩惠，生活得以更加丰富多彩。手塚治虫本人并不是绝对的科学乐观主义者，他在1949年发表的《东京地铁警察》的末尾，也暗示了科技进步的危险性（手塚治虫，1979c）。即使在阿童木的世界中，也并不是完全理想的乌托邦，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很多恶意利用科学的反面人物登场。但是，整体来说，就阿童木本身而言，作为科技进步的产物，它是善的化身，是人类身边的朋友，它能够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帮助人类解决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