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科学史与公众

科普作品中科学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科学哲学的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史理论的发展有关。20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史的深入研究，影响和反映了科学观的不断变化。

近代科学自诞生以来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从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开始，到20世纪初维也纳学派将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到极致，再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直到拉卡托斯修正后的精致证伪主义，称颂科学理性及其客观性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1962年，库恩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掀起了科学哲学界的一场革命，从此科学哲学史上出现了“历史主义”转向。库恩认为，没有绝对的“客观”与“理性”，客观与理性都是对于范式而言的，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在库恩的影响下，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科学的社会建构性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SSK在英国兴起，它突破了以往的科学社会学只关注科学研究外围的社会建构性，主张科学知识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产品，科学知识是与社会建制直接相关的。

SSK采用经验主义和博物学的方法，反对规范先验论和理性实在论。在SSK看来，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它们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在一定意义上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科学家将这种局域知识说成是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实际上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它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www.xing528.com)

SSK的兴起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一方面，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断强化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信念，借此，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几乎取得了霸权地位。对科学持乐观态度，既普遍反映在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思想中，也反映在大量的科普作品中。另一方面，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等历史事件之后，人们对科学的两面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反科学的文化运动”，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对立凸现。人文学界对科学的批评，实际上代表着人文学界对战后科学的文化霸权的反击和批判。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把注意力放在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并且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产生科学知识的实验室。SSK就是这种研究立场的代表。

SSK兴起后，其新科学观很快就反映到科普作品中，出现了《科学勾勒姆》和《技术勾勒姆》等“勾勒姆”系列作品，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