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科学传播的概念一样，科普这一概念也是复杂多义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理解各有不同，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科普定义的统一看法。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科普是指在制度化的学校正规教育之外的所有以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为目的社会活动。
3.1.1.1 国际上科普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近代科学在西方的诞生和迅猛发展，科普逐步成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当科学作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时，科学的社会功能尚未得到社会的认可，科学知识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科普一般附属于科学研究活动，具有自发性和不自觉性。19世纪中期前后，许多学科领域纷纷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科学理论，科学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力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一般大众开始越来越被科学的复杂内容和专业术语隔离在外，这样就对科普产生了迫切的现实需求。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日益渗透，一些科学家和掌握一定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展示科学的作用和影响。随着科普活动的发展，科普自身也逐渐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事业。一些专业性的科普组织开始出现，如1831年英国成立的科学促进会。
最初意义的科普，仅是科学知识从专家到一般大众的单向传播：一方是拥有大量专业知识的科学家或知识分子；一方是知识相对缺乏的普通公众。科普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科学知识能够在普通公众间得以普及。之后，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科普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科普的组织性日益增强，各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支持科普工作，通过科技政策和经费资助，组织和协调科普专业组织、科技团体、大众传媒、企业及大学等各类机构，共同促进科普活动的发展；科普的对象更有针对性，受众日益增多，许多特定社会群体被纳入科普的对象；由只重视科学知识本身的普及，发展到普及科学知识同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重；科普的手段和载体日益多样化等。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研究活动开始成为大规模的集体事业，在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产业化、集团化的特点。科学研究费用迅速增长的同时，科学研究活动也日益受政府的影响，开始越来越需要公众的支持；同时，科学应用的某些负面效应日渐突出，核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困扰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日益引发公众的忧虑和思考，西方公众对科学及科学家的信任度严重下降。在此背景下，新型的科学传播活动逐步兴起。新型科学传播突破了传统科普的局限，更强调公众对科学的本质、过程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影响等方面的理解，强调用更加开放和平等的方式传播科学，并努力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这些非单向的科学传播活动，已经不能用传统科普概念来界定，不在本章进行讨论。
3.1.1.2 我国科普工作的发展和科普观的变迁
中国的科普活动发端于近代科学向中国的传入过程中。近代中国科普组织有1914年成立的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193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贾晓慧，2005）和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会（袁清林，1989）等。除了大量翻译的国外科普作品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少量本土化科普作品。
新中国的成立给科普事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我国在1950年8月成立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协会）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其后，1958年9月25日，全国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在中国科协的大力推动下，科普成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性事业。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科普活动，群众性科普活动蓬勃开展，科普创作繁荣。此后，在“文革”期间科普工作一度中断。1980年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科普工作开始全面恢复，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10余年间，我国的科普活动、科普组织、科普设施、科普媒介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董国豪，2008）。
近年来，科普工作日益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是以国家名义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论述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肯定了科技素质建设对经济振兴、民族精神、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明确指出科普的内容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实施，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科普的法律。2005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纲要》（2006—2020），首次把科普工作作为一项专门的内容纳入其中，从科技发展战略的高度对我国科普事业进行总体规划。2006年2月9日，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明确提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推广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该计划纲要被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7年1月17日，以科技部为首的多个政府部门和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任务。
在科普活动日益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科普观也在不断变化。刘新芳、史玉民将我国科普观的发展历程分为4个阶段：
（1）基于大众教育意识的科普观（1949—1978年）；
（2）基于经济增长意识的科普观（1979—1994年）；
（3）基于全面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意识的科普观（1995—2001年）；
（4）基于和谐发展意识的科普观（2002年至今）。
刘新芳、史玉民进一步指出，第一阶段基于大众教育意识的科普观的特点是：
（1）科普的内涵就是科学知识的大众化；
（2）科普的功能强调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
（3）科普的内容侧重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实用技术知识；
（4）科普的主体和受众以单向的知识传播为主。
第二阶段基于经济增长意识的科普观的特点是：
（1）科普的内涵是“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www.xing528.com)
（2）科普的功能强调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
（3）科普的内容在突出实用生产技术推广普及的同时，开始关注现代科技新知识和科学思想的普及；
（4）科普的主体中国科协的主力军地位增强。
第三阶段基于全面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意识的科普观的特点是：
（1）科普内涵从“科学大众化”的层次提升到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去思考，以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为主要目标；
（2）科普功能强调文化功能，从科学文化的角度去认识科普；
（3）科普内容从传播科学知识为主走向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广阔视角；
（4）科普主体与受众之间，不是科学家向公众的单向知识传播，而是强调双方之间的互动。
第四阶段基于和谐发展意识科普观的特点是：
（1）科普内涵强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由以往的国家立场向公民立场转变；
（2）科普功能强调发挥科学功能；
（3）科普的内容在强调普及“四科”的同时，科学精神的内涵有了扩展；
（4）科普主体和科普受众，强调二者之间的和谐共处（刘新芳等，2009）。
事实上，我国科普观的发展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既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特征，也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科普界开始介绍、引入并吸收西方主流的科普观及其最新变化，我国的科普事业也开始逐渐与国际接轨。在我国科普理论界，以及部分科普实践活动中，也经历了“让公众知道科学—让公众理解科学—让公众参与科学”的变化过程。人们日益关注科学的文化功能，赋予了新思想、新内容和新形式的“科学传播”概念，逐渐对传统的科普概念提出挑战。
3.1.1.3 对科普概念的界定
如第二章所述，本研究所探讨的“科学传播”是在STS视野下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一切以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与社会的互相影响以及科学的本质、目标及其局限为对象的传播交流活动（不含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以及用以传播和交流以上内容的物质手段，包括一定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传播也包括了科学启蒙、科学普及和公众理解科学等不同历史时期科学与公众之传播的不同范式。而本章所讨论的科普，界定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等科学相关信息从科学共同体或其他掌握科学信息资源的机构及个人通过相关媒介到达社会公众或公众中的特定群体（不包括正规教育情境中的受众群体）的单向传播活动。
本研究对科普的界定，有两层含义。
第一，为区别于科学教育，科普指在制度化学校教育之外所有以普及科学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科普是正规化的学校科学教育的延伸，它和科学教育都是科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科学教育，科普的受众更广，形式也更灵活。
第二，从传播的方向来看，本研究界定的科普预设了传播者和受众作为普及活动的两极：一极是掌握科学知识的科学共同体和科普工作者；一极是被动接受科学知识的公众。普及的信息，从前者到后者，单向流动。事实上本研究界定的科普概念是比较传统的科普概念。在本研究的定义中，科普只是丰富多样的现代科学传播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类表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科普也是科学传播最初和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在我国的科学传播活动中，目前最重要最主流的形式仍然是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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