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径223厘米 高103厘米 每面均宽90厘米
原址在西城区北海公园北岸大慈真如宝殿内
须弥座式,上下枭,带束腰,底部圭角云纹,口沿饰浮雕团莲花,束腰浮雕宝瓶及平雕绶带,下沿浮雕缠枝纹围绕的佛八宝。铜塔原在西城区北海公园北岸大慈真如宝殿内,1958年被毁坏,“文革”中塔座被移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北海大慈真如宝殿内的佛塔旧影
北海公园大慈真如宝殿(熊炜/摄)(www.xing528.com)
北海公园“西天梵境”中的大慈真如宝殿是中国现存规模较大、保护完好的明代中晚期金丝楠木大殿。宝殿建于明万历年间,重檐庑殿顶,整座建筑中的大木、斗拱、飞檐、望板等全部采用名贵的金丝楠木而且不施彩绘,隐约可见状如金丝的木头纹理。大慈真如宝殿铜塔是乾隆皇帝为庆祝母亲80岁大寿而兴建的,共有两座,每座高6.59米,分别嵌有712尊无量寿佛像。抗战期间,日本人起初想就地取材——用铜塔制作弹药,后看到铜塔非常精致,便想运回日本保存。1945年,铜塔已被运到天津大王庄卜内门仓库,但还没来得及运走日本人就宣布投降了,铜塔才未流失。遗憾的是,当时铜塔上的佛像已被人盗走变卖。1946年,北海公园会同当时的北平政府、中南海、中山公园、故宫、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将被拆散的铜塔运回,散置在园内。“文革”期间,铜塔被按废铜处理。北海公园现已复大慈真如宝殿铜塔。
“须弥”一词,源于印度,是印度传说中的名山,以它为世界的中心,三界诸天也依之层层建立,它的四方有东胜神、南赡部、西牛贺、北俱卢四个洲。用须弥山作为佛座及建筑物的基座具有尊贵伟大和至高无上的寓义。随着佛教的传入,须弥座也进入了中国,并逐步得到广泛的运用,使这一外来的建筑形式发展为自己的文化产物,无论是在宫殿、坛庙、陵墓、寺观、石窟、塔幢,还是家具、神龛、古玩座、花池、假山座等都能见到它的踪影。须弥座主要用于建筑之中,由于它比一般的台基等级要高,要尊贵得多,因此成为各类重要建筑的台基。
用于建造须弥座的材料多种多样,如故宫三大殿之座、明长陵祾恩殿基座,外表用砖石或石板铺成。先农坛中的观众耕台,其座壁采有黄绿色的琉璃,座上栏杆和踏步为汉白玉,座面墁以方砖。在塔幢中,构成须弥座的材料大多较为单一,或砖,或石,或铜,或铁。砖者有北京天宁寺塔、浙江松阳延庆寺塔,石者有赵州陀罗尼经幢、南京栖霞寺舍利塔,铁者有镇江甘露寺铁塔、当阳玉泉寺铁塔,铜者有五台山显通寺铜塔。石窟中佛、菩萨之须弥座皆为石凿而成。木制须弥座,则多见于寺庙中的圣像基座,如晋祠圣母殿的圣母座上层座即为木制的须弥座。此外,应县木塔中的佛座亦为木构须弥座。
须弥座在印度最初采用栅栏式座样,后东汉初才有上下起线的叠涩座。须弥座在中国一千多年的演进中,其形式大略经历了一个“简单—繁缛—简练”的过程,其饰面则经历了“少—多”的过程。六朝时期,须弥座的断面轮廓非常简单,在云岗北魏石窟中,无论是佛像之座,还是塔座,线脚仅上下部有几条水平线条,中间是束腰。座壁大多素面无饰,或仅有一些简单的莲瓣纹、卷草纹。这种简洁的风格一直到隋代仍非常普遍。唐代须弥座有了较大的变化,叠涩层增多,外轮廓变得复杂起来,壁间用小立柱分格,内镶壸(kǔn)门,装饰纹样逐渐增多,如佛光寺后无垢净光塔基座。五代时期除沿袭唐代做法外,仍有一部分继承了六朝的简洁风格,杭州慈云岭造像和灵隐寺双塔基座均是如此。宋、辽、金之际,须弥座进一步走向繁缛,《营造法式》中就有垒须弥座之制详细做法。诸如太原晋祠圣母殿座及应县木塔第三层塔心室佛室。辽、金盛行密檐式塔,这种塔的基座是装饰华丽的多层线脚须弥座。元代须弥座开始出现简化的趋势。由于喇嘛教的盛行,以及喇嘛塔的兴起,平面呈“亚”字形的须弥座大量出现,广泛应用于造像和喇嘛塔中,如杭州飞来峰造像之基座和北京妙应寺白塔基座。
明清时期,须弥座又走向简练,尤其是官式建筑更是如此。北京大慧寺大悲殿观音像基座、绍兴兰亭乾隆碑亭基座等,均是较为标准的清式须弥座。此时须弥座上的装饰愈来愈丰富细腻,各部位都有许多纹饰,大量采用卷草、云纹、水纹、卐字、亚字纹、动物纹、莲瓣纹等。这一时期的须弥座形体简练,装饰艺术上则是异常华丽,不同于早期的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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