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慧仙女工学校碑和现代教育制度改革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

首身高277厘米　宽89厘米　厚23厘米

须弥座高73厘米　宽114厘米　厚70厘米

碑原在东城区南吉祥胡同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碑螭首须弥座，额篆“慧仙女工学校”，首题“慧仙女工学校碑记”。邓诚璋撰文，祝椿年书丹。据碑载，学校以慧仙女士之名命名，慧仙姓额者特氏，其夫为故工部郎中云骑都尉承厚君。碑文叙述了学校创建目的和慧仙女士事迹。(www.xing528.com)

中华文明一贯重视教育，书院和自由讲学的兴盛是中华文明史的一大亮点。明清是我国传统教育发展最完备、最成熟的巅峰期。明初朱元璋推行文教治国政策，“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明初所确立的学校教育体制分为中央国学、地方儒学及社学三级。中央国学即国子监，其前身是国子学，是学校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在明以前，国子学、国子监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前者专司育才，后者专司选才，两者合并为国子监后，将育才和选才的职能合二为一。明初国子监的学生主要以公侯子弟和品官子弟为主，称为官生。民间选拔的俊秀为辅，称为民生。后来由于地方儒学不断向国子监输送优秀学生，即贡生，因此国子监中的民生比例逐渐增加，成为国子监中的学生主体。国子监负责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与科举制度并行，且优于科举。宣德以后，国子监逐渐与科举制接轨，大多数国子监生也要参加科举考试，这就使国子监成了科举的储才之地。

除中央设国子监外，明初，还下令地方办学。各府、州、县及各司均要设儒学，边疆和特殊地区设卫学，儒学之下还辅设武学、医学、阴阳学等专门学校。地方儒学兴办首先是对国家养士选才政策的补充，另一个目标是教化风俗。明清两朝均在学校内设立卧碑，明代卧碑镌刻太祖御制的八条卧碑文，清代的卧碑镌刻顺治御制的八条卧碑文。在地方儒学以下，明初还广泛设立了社学，作为官学教育的最低一级，专门教育15岁以下的民间幼童。自明初开始，从社学到儒学再到国子监，这样一个三级的教育体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网络，使明代的教育比以前任何朝代都要普及。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亦有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上，女性一直被排斥在受教育者之外，对女性的教育在广义上说，属于社会教育的范围。明清的女性教育较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自汉代班昭作《女诫》，女性教育即围绕着“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谓“四德”进行，与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校教育一样，是以雕塑女性道德、人格为主要宗旨。清初王相将《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四书编集在一起称为“女四书”，在当时的女性教育中发挥了很大影响。

清末北京的一些皇族贵胄和清廷官员以“开明”自诩而创办女学，如1901年，育女学堂就是肃亲王善耆在自己府邸开办的。女学生即是公主、嫔妃、格格。后来，肃亲王府葆淑舫郡主曾出任淑范女学堂教员，又创办淑慎女学堂，并参与创办北京第一份女报《北京女报》，成为当时女界知名人士。1904年，慈禧太后准许裕庚之女德龄公主之请，在宫内设女学堂，聘请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女教师教授英文，并与之订立为期两年的契约。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二十三日《顺天时报》报道，慈禧太后命各省督抚急速筹款开设女学堂。慧仙女工学校就是在这一片热热闹闹的大力兴办女子学校的热潮中办起来的。

慧仙，满族人，系已故工部郎中承厚的夫人。当她得知杭州贞文女校校长惠兴捐躯殉学的消息，悲痛不已，竟致哀痛发病，临终留下遗言：“我身将死，我心不死。我叹我中国风俗，向来但知把家产传遗子孙，没有说是捐助公众事业，利益社会幸福的。我慧仙请创办这义举。我死后，请把所有一切遗产，作为兴办女学、女工的经费。”慧仙女士逝世后，其家人以她的家产两万余两白银，于1906年在地安门外北锣鼓巷净土寺街购地创立慧仙女工学校，同时捐助杭州贞文女校白银500两，余款捐助其他学堂。时人称惠兴、慧仙为“南北兴学二女士”。这件事当时还惊动了朝廷，光绪皇帝特赐匾额“育才兴学”，悬挂在校内正堂，表彰其热心女学的助学义举。民国七年的慧仙女工学校碑，是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