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增广会馆碑：北京石刻艺术之美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岁次癸巳三月十日建

高101厘米　宽36厘米

原址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米市胡同43号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石为嵌墙立石，镌字面打磨平整，石面上布满细碎裂纹和天然黄褐色石花，余五面为未经打磨，现嵌入展墙内。刻石左下角残缺，石面上满布细碎裂纹，但字迹较为清晰。额文4行，行2字，隶书。碑文11行，行26字，共275字，正书。额篆“南海增广会馆碑记”，首行题“吾邑京师会馆之设肇于道光之甲申年（1824）”。戴鸿慈撰文，李应鸿书丹。

碑共两座，一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年新建碑，一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增广（扩建）碑。

南海会馆为广东籍会馆，由大小13个院落组成，有房屋190余间，占地近8亩。位于会馆的东北面是康有为的故居“七树堂”，为一小院，由北房和东西厢房组成，院内有假山和凉亭，还植有七棵老槐树（“七树堂”因此而得名），并有青藤、丁香和各种花草，环境幽雅、别致。院门上悬挂“七树堂”匾额。此匾“文革”时被毁坏。(www.xing528.com)

中国会馆史的发端是以北京始建会馆为标志的，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刚刚作为明朝首都的北京城里，就出现了会馆。从那时算起，到戊戌年，北京的会馆已有450多年的历史。北京的会馆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大量的会馆，容纳、聚集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士人，形成了一股“士人潮”。

维新运动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会馆中的官吏士人积极参与、大批卷入。北京的会馆在一定程度也是维新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和根据地，运动期间，一些主要领袖人物都居住和经常活动于会馆中。例如，康有为居于南海会馆，梁启超居于新会会馆，谭嗣同居于浏阳会馆，林旭、杨锐分别居于福建和四川的会馆。康有为的诗集《汗漫舫集》、谭嗣同的文集《莽苍苍斋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都是以他们在北京会馆的房舍来命名的。

随着清末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他们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19世纪90年代初，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刺激了中国各阶层有良知的人们，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各省来京参加会试的举子3000余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维新运动中，维新人士的政治结社意识空前加强，他们组织了许多政治性很强的学会，并经常举行集会，发表演说，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而会馆这时就成了他们进行政治结社的有力工具。如康有为倡议建立的保国会与粤学会分别成立于粤东会馆和南海会馆，康有为在有400余人参加的保国会成立大会上，登台演说，慷慨陈词，倡言变法保国之必要。又如杨锐与刘光第倡立的蜀学会成立于四川会馆，林旭倡立的闽学会成立于福建会馆等。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在他最初来京期间，就住在南海会馆内的七树堂。公车上书后，他成立了强学会，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等等。由于南海会馆既是康有为的住地，又是《中外纪闻》报的办公所在地，维新派人士和强学会成员经常出入于南海会馆，康有为与他们这里商讨变法大计，南海会馆成了维新派活动的中心，会馆门前冠盖云集，车水马龙，这也是南海会馆的鼎盛时期。公车上书集会的主要地点在松筠庵，而松筠庵就坐落在会馆群中。戊戌政变发生后，戊戌六君子中的谭嗣同和康广仁就分别在浏阳会馆和南海会馆被逮捕的。

维新变法虽然很快失败了，但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提倡新学，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是中国近代一次思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