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胜寺创建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

清顺治八年（1651年）岁次辛卯仲冬十一月吉旦立

碑首身通高247厘米　长383厘米　宽45厘米

座高97厘米　宽447厘米　厚101厘米

碑原址在东城区东华门南河沿111号

1983年12月8日征集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碑为螭首方座式卧碑，僧帽顶。碑身阳面边框饰线刻云龙纹。碑阳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满文居中，蒙文居右，汉文居左，满、蒙、汉文字均15行；汉文行字不等，现存209字，正书。碑首正中一正龙造型，两侧各有一个行龙向正中汇聚，背景遍布云纹。碑座为长方形，遍布云纹。碑身刻满、蒙、汉三种文字。卧碑造型，僧帽顶。

碑文记述了修建普胜寺的时间、首倡建寺人的名字及建寺的目的等内容。碑阴汉文9行，行字不等，共86字，正书。碑阳首题“普胜寺创建碑”，后记“大清顺治八年岁次辛卯仲冬吉旦立，内翰林弘文院掌院事大学士希福校定，国史院塔七哈哈番罗米书写满洲字，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撰文，秘书院笔帖式哈番阿沙里书写蒙古字，国史院典籍杨振麟书写汉字”。碑阴镌营建普胜寺官员及工匠题名：总理内佛寺工部尚书张凤翔、侍郎罗绍、启心郎吴达礼、理事官屠尔伯慎把兔录、拜塔喇布勒哈方毛弹，画匠头龙永德、木匠头李茂、塑佛匠庐普仓拉希葛龙、呈样匠古录式西、塑匠头韩时王、瓦匠头侯应诏、石匠头吕学。

据专家考证，修建普胜寺与修建北海白塔、永安寺，同为巴珠活佛所为。普胜寺创建碑是一座造型奇特的石碑。其碑身矮，横向长，上面有屋顶，下面有须弥座，乍一看像一堵石墙。这种碑形宋代就已出现，明代起才有正式的“卧碑”之名。乾隆很喜欢把他得意的事情或作品刻在气派的卧碑上，实胜寺后记卧碑就是例证之一。该碑石刻风格有浓重的明代特征。顺治年间清朝刚刚入主中原，在雕刻领域完全沿用了明代的风格，但该碑造型是独创的，严肃而尊贵，体现了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信服和尊崇。

普胜寺始建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又称“十鞑子庙”（鞑子庙多指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建的寺庙），为清初最早创建的皇家藏传佛教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和四十一年（1776年）两次重修。民国九年（1915年）欧美同学会会员集资现银2000元购得残破不堪的普胜寺，修缮后作为其会址。(www.xing528.com)

《北京市志稿·宗教志》记载：“普胜寺在里新库东南，寺基为明南城旧址，寺前沿河尚有城墙根址也。清顺治八年建。清初建三大寺，普胜寺其一也。乾隆九年修，四十一年复修。寺内有碑二，东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撰碑，西为乾隆九年工部侍郎励宗万撰《重修碑》。民国九年，改为欧美同学会。寺内喇嘛额定十一名，奉命迁移地安门内东板桥火神庙。”普胜寺与普度寺地理位置相邻，也是离皇宫最近的寺庙，是皇家御用寺庙之一。

现存寺庙整体坐北朝南，大门东向正对御河，进东门后，第一进院落另有南向二门。建筑整体为清代格局，民国期间修缮。现存有大门、二门、正殿、东西配房等。大门面阔三间，坐西朝东，为黄琉璃筒瓦绿剪边硬山顶式建筑；二门面阔三间，坐北朝南，前后出廊，门前左右各有一石狮；正殿面阔三间，坐北朝南，为黄琉璃瓦歇山顶单昂五踩斗拱式建筑，前出廊，有月台，三出陛；东西配房各三间，为绿琉璃瓦顶。整个寺院走廊相连。

寺前院原有两大卧碑，其一为顺治朝大学士宁完我撰文，其二为乾隆九年（1744年）工部侍郎励宗万撰写的重修寺庙碑文。从材料看普胜寺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却拥有大体量的卧碑。究其原因，这里曾是清初恼木汗活佛在京的住所。普胜寺地处皇城的东南角，根据八卦的方位，北京地区的阳宅风水术讲究的是“坎宅巽门”，“坎”为正北，在五行中属水，正房建在水位上，可以避开火灾；“巽”即东南，在五行中为风，进出顺利。普胜寺的位置布局充满了宗教和风水色彩，而奉天四塔七庙的坛城布局也是恼木汗活佛设计的，用藏传佛教的佛法布局来影响经营一个城市，是清朝历代皇帝的一种政治期望。

满族虽崛起于我国东北地区，但与藏传佛教交往已久，清军入关前，皇室已开始接受藏传佛教。后金天命年间，西藏僧人斡禄打儿罕嚢素到东北传教，被清太祖努尔哈赤尊为“大金喇嘛法师”。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该部的墨尔根喇嘛将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用千金铸成的护法神“嘛哈噶喇”献上。皇太极向金佛行了三跪九叩礼，以后嘛哈噶喇佛遂成为清军征战的护法神。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在沈阳修建实胜寺，专门供奉这尊嘛哈噶喇金佛。清建都北京后，青海塔尔寺巴珠活佛建议在北京建塔立寺。顺治帝在邀请五世达赖来京的同时，接受了巴珠活佛的意见，下令在北京修建藏传佛教的寺庙和宝塔。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敕令在皇城东南修建普胜寺。为表彰巴珠活佛的功绩，赐普胜寺为他在北京的驻锡地，并赐给巴珠活佛“恼木汗”名号。理藩院册载，普胜寺设大喇嘛掌管寺务，额定驻寺喇嘛22名。清代曾多次维修普胜寺，规模较大的有乾隆九年（1744年）和四十一年（1776年）两次。普胜寺的旧貌现已较难全面考证，现存建筑为民国初年重建。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分支，从元代开始，历代王朝对喇嘛教都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元初，藏传佛教的萨迦派首领萨班顺应时代潮流，与蒙古军队统领阔端在凉州会晤，避免了蒙古军队与西藏的武装冲突。后来，萨班的侄子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帝师，他协助忽必烈在青藏高原调查人口，设置驿站。1264年，八思巴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还奉命创制了蒙古新文字即八思巴文，对元代中央加强西藏地方行政建制，促进汉藏两族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八思巴去世后，元政府进一步提高总制院的级别，正式命名为宣政院，下辖藏族地区各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等地方行政机构，实现了对青藏地区的有效统治。

1368年，明朝建立，它一改元代扶植萨迦派为西藏地方统治者的做法，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先后敕封一系列宗教领袖为法王、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和国师等，利用这些宗教领袖和地方势力对藏族地区进行间接管辖，并通过贡赐和茶马贸易进行交流，增强他们对中央的向心力，从而维护了国家版图的统一。永乐时，宗喀巴在藏传弘佛法，声名远播，明成祖派大臣去邀请他。宗喀巴（1357—1419年）派上首弟子释迦智前来京师，成祖给了他“大慈法王”的称号。后来，释迦智回西藏创建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又再度来京，任永乐、宣德两代国师。宗喀巴原名罗桑扎巴，宗喀巴是后人对他的尊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他继承了阿底峡所转述的龙树思想，对于龙树的中观广为阐明。后来又对西藏佛教进行改革，创立了格鲁派。格鲁派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的正统派，并渐次由西藏传播到甘肃、青海、蒙古以及四川、云南藏区。从宗喀巴开始，格鲁派僧人头戴黄帽，所以格鲁派又被称为“黄教”。嘉靖二十一年，格鲁派开始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藏传佛教的两大活佛——达赖和班禅都从格鲁派产生。

清朝初年，采取大力扶植黄教的政策，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受邀进京，次年被清廷册封，成为蒙藏佛教总首领。康熙五十二年，清廷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共同管理佛教。后来又两次派兵进驻青藏，稳定青藏地区的局势。1725年，清朝在青海设置“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通称“青海办事大臣”或“西宁办事大臣”。1727年，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全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主管西藏所有僧俗官员的任免，稽查财政收支，指挥地方军队，督查司法、户口、差役等事项，负责巡查边境，办事涉外事务，并监督达赖、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的抽签，主持达赖和班禅的坐床典礼。1793年，清朝在击败廓尔喀即今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后，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驻藏大臣的职权以及官吏应该遵守的制度、对外交涉、边界防御、财政贸易、活佛转世等方面，分别作出了详细规定，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表明清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受西藏苯教的影响，藏传佛教除格鲁派外，大多允许僧侣娶妻生子，从事寺外职业，与家族保持联系。宗喀巴所创立的格鲁派则严格要求出家修行，终身不娶，并加强了寺院的组织和管理。在格鲁派创立和控制的寺院内，形成了政教一体的寺院组织，被称为拉萨三大寺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都是西藏的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藏南的日喀则是班禅的驻地，其寺院为扎什伦布寺。

从佛教自身的历史看，格鲁派的思想和学术代表了西藏佛教的最高峰，它对历史上的藏传佛教作了全面的总结。格鲁派的寺院还承担了西藏的文化教育使命，在其寺院中建立了系统的教育制度，僧侣除了学习佛教经典和各种佛教事务外，还学习满足寺院实际需要的各种专门知识。在佛教教育中，包括了文化知识和实际技能的教育，这是藏传佛教的一个突出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