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赞同张诚请求，墓碑揭示神奇史事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二月二十二日卒于顺天府，葬阜成门外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初五日迁葬于正福寺

高191厘米　宽83厘米　厚26厘米

碑原址在海淀区彰化村正福寺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碑螭首，碑额镌刻“十字架”及莲花图案。碑阳碑文汉文、拉丁文合璧，碑阳中题“耶稣会士张公之墓”。碑文汉文、拉丁文合璧，碑右汉文6行，满行22字，共存106字，正书；碑左拉丁文12行，存106字，文首有“D.D.M.”字样。碑文内容写了墓主张诚的姓氏、国籍、入会年龄、来华时间和生卒年等。碑阴无字。

碑文为：

耶稣会士张公之墓

耶稣会士张先生讳诚号实斋泰拂郎济亚国人缘慕／精修弃家遗世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至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二日卒于顺／天府年五十三岁在会三十七年葬阜成门外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五日迁葬于正福寺

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年），字实斋，生于法国凡尔登，父母笃信天主教，他于1670年10月6日进入耶稣会香巴尼省南锡（Nancy）初学院。由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影响，他很早就产生了到远东传教的志向。1670年入法国耶稣会，在会37年，为法王路易十四派到中国的六位耶稣会士之一。1687年，张诚抵达中国，1688年进京，由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徐日升引荐给康熙皇帝，任康熙老师。他是第一个用欧洲先进的测绘技术来指导中国大地测量的人，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宫廷教育中全面系统实施欧化教学法的外国人。张诚本人博学多识，多才多艺，受皇帝宠幸，1707年卒于北京。(www.xing528.com)

1685年1月28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亲自签署任命书，资助六位法国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任命书内容如下：“为了我们的海运事业日趋安全和我们的科学艺术日益发展，并为了稳步取得成果，我们已作出了我们方面的充分准备，并认为有必要从欧洲派出一些富于考察能力的学者，前往印度和中国，基于此目标，经过审查，我们认为耶稣会士某某神父是最佳人选，我们观察到他的突出才能，深为器重，依我王国权力遴选某某为‘王家数学家’，并经国王特准任命。”同时，路易十四签准国库拨款9200法郎，作为去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们的年俸。1685年3月3日，29岁的白晋应南怀仁之邀，为法国耶稣会长所选，受路易十四选派，与洪若翰、李明、张诚、刘应四人，携带法国国王所赐必需的数学和天文仪器，离开布勒斯特乘船启程来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3月20日，白晋、张诚、李明、刘应、洪若翰五人到礼部报到，礼部官员对他们以礼相待，告知次日康熙皇帝将亲自接见他们（多年前，外省所有的在华传教士都被拘押到北京，并被戴上锁链拘禁在礼部）。康熙只留下张诚与白晋在京备用，虽然他和善地责怪其他传教士不愿全部留在宫内服务，但还是允许他们到中国各地去传教。然后，康熙吩咐给他们上茶，并赐给他们100金币。康熙录用张诚为宫廷数学教师、御前侍讲。

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一段康熙皇帝患疟疾后被奎宁治愈的情节。1693年，康熙39岁，此时他已经诛杀了鳌拜，平定了三藩，驱逐了沙俄，正值他执政的巅峰期。而就在这一年，康熙得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这个病就是当时让人闻风丧胆的疟疾。

1693年5月13日，康熙在京城宫中因患疟疾久治不愈，张诚和徐日升在宫中陪夜。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神父等献上奎宁一磅，在索额图等四位大臣监督下，先让三位病人服用，病情见愈后，康熙遂服此药，龙体随即安康。康熙病愈后，张诚请求康熙取消传教禁令，获准。并蒙康熙于皇城西侧赐地一块，建“救世主堂”。1703年10月9日教堂落成，康熙为该堂亲题“万有真元”匾额（该堂后迁西什库，即“北堂”）。康熙又赐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正教奉褒》注：此匾额和对联实是康熙皇帝颁赐南堂——葡萄牙教堂的），但是，乾隆年间该堂失火，乾隆又御笔亲书“万有真原”四个字，赐予该堂。从此，匾额上的“元”字，改为“原”。

张诚墓碑碑阳拓片（图片来源：《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

后来，曹雪芹的祖父金陵织造曹寅患上疟疾，曾向皇帝求药，康熙派人送去奎宁。苏州织造李煦上奏云：“寅向臣言，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康熙知道后特地“赐驿马星夜赶去”，还一再吩咐“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然而在药物赶到之前，曹寅已经去世。

1644年，清军入关后，其龙兴之地东北地区空虚，此时沙俄东进，他们在迅速征服了西伯利亚地区，相继在远东建立了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等军事重镇后，又侵入到黑龙江流域，与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蒙古人、达斡尔人、满洲人遭遇并发生冲突。康熙帝派军先后两次打败沙俄军队，此时俄国出现两个沙皇，即伊凡和彼得，国内争权夺利政局不稳，同时俄国为了争夺黑海出海口，与土耳其爆发了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准备与中国通过谈判解决黑龙江流域的纠纷。

1689年，清朝政府任命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和内大臣、一等公佟国纲为首组成中方谈判代表团，随员中引人注目的是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即张诚和徐日升，并有大批夫役及官员的奴仆随行。徐日升奉旨为谈判的拉丁语翻译（徐日升曾拒绝俄国大使柯罗文的不合理要求，以示对康熙皇帝信任的忠诚），张诚为其助手。临行前，康熙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尼布楚条约》缔结后，徐日升和张诚两人皆辞去官爵）。康熙还嘱咐索额图、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依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凡遇有大事皆应与他们二人商量，斟酌行事。中俄使臣在尼布楚会谈初期，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会谈几乎要破裂。此时，张诚向中方会谈代表索额图进言，他个人愿意亲自前往俄国使团驻地，与俄国使臣协商，以使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使臣素知张诚的才能，便命张诚前往俄国使团驻地。张诚在俄国使团驻地停留数日，反复委婉劝诫俄国使臣，俄国与中国的贸易将给俄国带来丰厚利益，而且当时俄国在西伯利亚占有广大领土，也需要乘势巩固，不宜与中国开战。俄国使臣为张诚的言语所打动，表示愿意接受中国使臣提出的和谈条件。后来，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传教士本应远离政治，但他们这次却一反常态地积极参与了这项艰难的世俗任务，其目的是希望以服务朝廷来换取传教的自由。中国使团首席代表索额图非常赞赏徐、张两位传教士，成功签约后，曾对张诚说，中俄谈判“非张诚之智谋，则议和不成，必至兵连祸结，而失其和好矣”！对徐、张两位在中俄谈判中的贡献，康熙和中国政府用放宽对天主教传教限制作为回报。两年后，索额图在杭州教案期间，因想起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对张诚的承诺，于是劝康熙允许西洋传教士在全国公开传教，以酬谢他们为皇帝效劳。国舅佟国纲具题如下：“臣等会议，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数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进西洋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之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绕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堂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臣等未擅便，谨具题请旨。”康熙批示“依议”，表示同意。这也表明了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自由传播的权利，这是从利玛窦以来无数传教士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清政府在徐、张二人出使尼布楚后，才授予他们这一权利，本身就是对二人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肯定和褒奖。

张诚除了参加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外，还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即《张诚日记》，日记记述了1689—1698年间，张诚前后八次随康熙皇帝或大臣出行蒙古和关外地区的见闻，以及有关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活动，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