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明清传教士对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影响

传教士碑区

传教士碑刻区位于金刚宝座塔东北侧，共展出天主教耶稣会和圣味增爵会传教士的墓碑36通。其中有一通已无法辨识，余下35通中，有法国25人，爱尔兰1人，中国9人。在这35人中，法国主教2人，神父19人，修士4人。其中，来华时间最早的是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最晚的是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跨越了3个世纪，7代皇帝，共186年。他们在华活动时间为211年（1687—1897年），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除顺治和宣统）。在宫中服务的18位传教士，都是法国人，属耶稣会，有17位曾服务于乾隆朝，有10位去世后受到清朝皇帝的赏赐。

耶稣会士是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成员的统称，在中国又多指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又名耶稣连队，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法国巴黎创立，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耶稣会公会，隶属教宗，下分省会、协作区、独立的副省会等。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

基督教各派曾在唐、元、明、清四次传入我国。耶稣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年）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人利玛窦进入中国，标志着天主教第三次到中国传播开来。

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现今中国的小学生，从入学时语文课上学习的汉语拼音开始，到算术课上学的竖式笔算法，自然课上的日食、月食的成因，地理课上的五大洲、四大洋知识，再到中学时学的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对数函数、杠杆、滑轮等知识，无不来自那时的“西学东渐”文化交流。同时，这些耶稣会士在华期间的书信往来、新闻报道及汉学著述，对欧洲当时的思想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热”在欧洲的盛行。这也有力证明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互动的、互鉴的。(www.xing528.com)

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北京地区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它们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墓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首身一体，碑额刻“十字架”及花卉、海水、江崖图案，碑面阴阳文字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璧书写，部分碑阴有字的内容多是皇帝在某位传教士死后对他的赏赐。这既说明在清初康雍乾时期，皇帝们对传教士还是很重视的，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张诚、白晋，因其在宫廷中的贡献，清朝皇帝给予了他们很多优待，如为他们赐建教堂，允许给在各省的传教士以传教上的便利。

清朝时北京有两处埋葬传教士的场地，一是车公庄栅栏，另一个就是正福寺，本来传教士是葬在一处的，但由于“礼仪之争”使得传教士内部分裂，从而导致了墓葬地点的不同。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应法国耶稣会士的申请，在京西正福寺建立法国传教士墓地。雍正十三年（1735年）耶稣会传教士张诚的棺木由栅栏墓地迁入新建的墓地，此后去世的法国传教士多葬于正福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庚子赔款中，曾为在北京的传教士墓地索赔一万两白银，用来修复被破坏的墓地，比如，巴德明的墓碑就是重新刻过的，碑首样式与同时期的样式均不同，而更带有晚清传教士墓碑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正福寺墓地不复存在。90年代初，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将残存的40通碑收于馆内，并开辟了耶稣会士碑陈列展区。正福寺墓碑被征集来的时候是身首分离的，碑是从月坛酱菜厂（现址为北京三十五中学初中部）征集而来的，而碑座是在正福寺原址征集而来的，因此在重新立碑时，碑身和碑座都非原来的组合。石刻博物馆收藏传教士墓碑，既为观众提供了参观的机会，也为我们研究外国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正福寺墓地旧影（拍摄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