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勅谕保护钱能墓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

明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初三日

首身高410厘米　宽132厘米　厚35厘米

龟趺长269厘米　宽132厘米　高94厘米

碑原在朝阳区酒仙桥半截塔村

1986年征集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螭首龟趺，碑阳面边框线刻云龙纹。额篆“勅谕”，首行题“皇帝敕谕官员军民僧俗人等故御马监太监钱能逮事”。碑阳额文1行2字，篆书。碑文11行，满行26字，共计199字，正书。末行年款即“德二”两字，两侧竖镌“敕命之宝”，满行2字，共4字，正书，无边框。碑阴无字。碑文内容为明武宗下旨对钱能墓地进行保护，勅谕墓地周围居民，不得扰毁墓地设施。这是北京地区难得一见的正德圣旨碑。(www.xing528.com)

钱能，明代中期的著名镇守太监，活跃于明成化至弘治年间，《明史》有传。生卒不详，对其身世正史也很少涉及，只在《万历野获编补遗》中记载“太监钱能，女真人，兄弟四人俱有宠于成化间，曰喜、曰福者，俱用事先死，能号三钱，出镇云南，其怙宠骄蹇，贪淫侈虐，尤为古所未有。”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得知，钱能弟兄四人，分别为钱喜、钱福、钱能、钱义，钱义虽然是侄子，但也由钱能的母亲抚养长大，四人俱为宦官并得宠于成化年间。钱氏兄弟四人一起进入皇宫，除钱能外，长兄钱喜为御马监太监，四弟钱义也曾为御用监太监。后来四兄弟的母亲改葬，还请来大学士、曾任内阁首辅商辂亲自写墓志，足见当时钱家兄弟的炙手可热。

钱能在云南大肆搜刮，藏品颇丰。据历史资料记载，钱能曾与另一个附庸风雅的守备太监王赐“比富”，两人互相展示自己收藏的文物，其中名家字画无数，让人叹为观止。钱能在弘治末年，老死于京师，死后葬通州安德乡。后于正德初年，赐葬最胜寺。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鉴于东汉、唐朝宦官干政专权，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对宦官控制很严，曾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第一个真正掌权的宦官是后来引发“土木之变”的王振。

明代宦官干政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1.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在宦官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势焰在内阁之上；2.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操纵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3.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4.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钱能就曾出任云南镇守太监十二年；5.操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

明代宦官专权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外用兵，劳师糜饷；裹挟英宗亲征瓦剌，导致土木之败，英宗被俘，明朝几近亡国。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于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熹宗时宦官魏忠贤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他凭借厂卫特务组织遍布全国，残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屡兴大狱，大肆迫害残杀东林党人。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恶化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是导致明朝最后灭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