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碑状墓志，展示黑舍里家族历史

清康熙甲寅年十三年（1674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

清康熙乙卯十四年（1675年）四月廿一日葬于德胜门外之新阡

志高98厘米　宽28厘米　厚9厘米

1962年7月出土于海淀区索家坟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角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墓志铭一般是指放在墓室中的方形石刻，分为志和铭两种，志是用来记录主人生平，铭是用骈文撰写的颂词来纪念墓主人。黑舍里圹志整体呈碑状，做工精美。螭首方须弥座，下承须弥式副座。上面螭首，额篆有“墓志铭”三字，首题“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铭”，阴阳两面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经历和性格特点。碑身的最下面是方形的须弥座，以及须弥座式的副座。给这个圹志题字的是沈荃，他是探花出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是一位教康熙皇帝写字的大师。康熙皇帝招入内殿赐座，论古今书法。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荃书之。每侍帝书，皇帝下笔的弊端都指出来，并告诉皇帝为什么这么写不好，康熙帝深嘉其忠，所赐御宝不可胜记，名震天下，当时以能求到其书为荣。

1962年8月挖掘房屋地基时，圹志出土于德胜门外小西天，此地由于是索尼家族的墓地得名索家坟。墓穴石砖封顶，规制较高，但由于被盗过，墓穴内空无一物。在对墓壁进行勘察时发现了壁龛，并从中发现了陪葬品和墓志铭。虽然墓主人是一个小女孩，但随葬物品却很丰富，制作精工，且多珍稀之物，计有瓷器15件、玉器30件、水晶等2件、金属器8件、墓志1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对明成化斗彩葡萄纹杯，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斗彩是明成化年间的一种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的彩瓷工艺，因为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互斗艳媲美，于是称之为斗彩。我们最为熟悉的斗彩鸡缸杯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这件斗彩葡萄纹杯上绘有葡萄、桑葚、竹子等植物。叶着绿色、蔓为黄彩、果实为紫彩，外轮廓青花为国产平等青料，不同于苏麻离青。苏麻离青是烧制瓷器的主要着色原料，含有高铁低锰，属低锰高铁类钴料。苏麻离青青花呈色浓重青翠，色性安定，在适当的火候烧造下呈现出蓝宝石般的鲜艳色泽，还会出现银黑色四氧化三铁结晶斑。成化斗彩中的黄色变化丰富，有微微闪红的杏黄色、娇嫩明澈的鹅黄色、柔和温润的浅黄色、浓而不躁的姜黄色。首博所藏这对葡萄杯上所绘的黄彩蔓，属最后一种浓而不躁的姜黄，它更好地衬托出了熟透了的葡萄紫。这对杯上的紫色用色浓厚，但又不失整体恬淡之韵，其色如赤铁，表面暗淡无光，后世皆无，其正是成化斗彩瓷器上特有的颜色。

这座墓志的主人是黑舍里氏（“黑舍里氏”为墓志铭原文），去世时年仅七岁，为天主教徒，法名“众圣保”。他的父亲是索额图，祖父索尼，为顺治、康熙时的重要大臣。小黑舍里氏的成长本来非常顺利，如碑文所说：“生而聪慧，三四岁俨若成人，事父母祖母孝敬不违。”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在康熙十三年，这个年仅七岁的小黑舍里氏就因为疹疾而去世，索额图对女儿的去世非常痛心，于是把墓室修建成小女孩原来卧室的样子，并将它她生前喜欢的各种物品放进了墓室中。

这里提到的疹疾就是俗话说的起疹子，《周书·裴宽传》：“至于疹疾弥年，亦未尝释卷。”唐代韩愈在《寄崔二十六立之》诗说道：“况又婴疹疾，宁保躯不赀。”可见这种疾病在古代对婴幼儿是一种致命的疾病。(www.xing528.com)

黑舍里氏世居都英额，后又迁徙至哈达，隶属满洲正黄旗。在清朝建立之前，黑舍里氏家族中既没有世家大族的地位，也没有身居要职的成员，实在缺乏引人注目的地方。直到太祖的铁骑踏碎了哈达的城防，黑舍里家族才在族长硕色的带领下投奔了建州，从此，拉开了黑舍里家族这个后起之秀数十年辉煌兴盛的序幕。

如果说大部分满洲部族的兴起是靠铁血的武功，那么黑舍里氏所依靠的则是渊博的文治。提到文治，在当时满族社会还并不受到重视，因此我们看到，清朝前期，如果你想找出几个战功赫赫的骁勇战将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想找出几个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却很难。而在这一点上，黑舍里家族却是走到了众人的前列。

该家族的主要成员硕色、希福、索尼等都是精通满、汉、蒙文的博学之士，于是受到太祖皇帝的重用，被赐“巴克什”（有知识的人）的称谓，其中希福、索尼长期担任启心郎官职，负责满汉官员之间的翻译。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黑舍里家族的成员越来越受到清朝廷的器重，长期身居要职。虽然在多尔衮摄政期间，索尼因为坚决不依附摄政王遭到了夺爵的打击，但在顺治亲政后重获重用。顺治驾崩后康熙年幼，索尼成为四大辅政大臣之首，黑舍里氏也成为影响一朝时局的世族大家。接下来，在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主导下，索尼的孙女被册立为皇后。康熙八年，索尼的儿子索额图不负康熙所托，采取突袭的方法一举制服擅政的鳌拜，成为康熙真正亲政的最大功臣。也是在这一年，墓志主人即索额图的女儿黑舍里氏降生。女婴满月的时候，康熙帝和黑舍里氏皇后都来给她庆生，并赠送了大量奇珍异宝，我们前面提到的成化斗彩葡萄纹杯就是其中一件。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黑舍里家族的鼎盛时期，虽然索尼在康熙六年已经去世，但是他的几个儿子或是承袭了公爵、伯爵，索额图更是位极人臣，成为朝中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被称为“索相”。

黑舍里墓出土成化斗彩葡萄纹杯

但月盈则亏是不可避免的规律，黑舍里家族也是如此。康熙十三年皇后黑舍里氏在生下两废两立的皇太子胤礽后难产而亡，一年之中家族的两个女性接连去世预示着黑舍里氏命运多舛，并非像表面一样风光。康熙后期，随着太子的渐渐失宠，黑舍里家族逐渐失去了在朝中最大的依靠，直到康熙四十二年，索额图获罪，第二年死于圈禁之地，这个显赫至极已近百年的家族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的深渊。

像索额图家这样显贵的家庭也允许自己的儿女信奉天主教，说明天主教到当时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唐贞观九年（635年），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郊外迎接，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建造一座教堂，用于安顿景教教士。基督宗教的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它发展了少量信徒，修建过教堂，但很快就消失了，留有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存世。元朝时，景教再次传入中国，罗马天主教也传入中国，两教被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当时信徒已发展至数万人，在元大都也建有教会团体和教堂。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受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来华担任教廷使节的意大利人、方济各会士若望·蒙高维诺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被教宗任命为大都的总主教，他在华长达34年。但因传教士只重视在蒙古人中传教，没有建立巩固的社会基础，所以元朝灭亡后，也里可温教也消失了。

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传教，采取尊重并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教新方法，得到中国皇帝和士大夫阶级的欢心，他还把介绍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立住了脚。利玛窦和他的同道们把基督宗教信奉的“上帝”“天”“天主”译为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已有的“神”，最后由罗马教廷定名为“天主”，所信之教为“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