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导赏：董庠灭罪真言刻石探秘

辽寿昌三年（1097年）六月十四日记

长69厘米　宽69厘米

1970年3月西城区阜成门外洪茂沟一带出土

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刻石方形，镌刻真言三首：其一题“灭罪真言曰”一行，其后镌汉字注音的真言一行；其二题“智炬如来破地狱真言”一行，其后镌汉字注音的真言二行；其三题“生天真言曰”一行，其后镌汉字注音的真言一行。1970年在西城区阜成门外洪茂沟发现董庠及其妻张氏合葬墓，当时墓葬已被破坏，但尚存董庠及其妻张氏墓志刻石各一块。

这一刻石同墓志一样，是埋在墓中的，镌刻时间为辽寿昌三年（1097年）六月十四日，奇特的是它的题目只有“故保静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董庠”，下面的文字内容却是“灭罪真言”，即不少佛教的咒语，石刻文物专家称这块刻石为“董庠灭罪真言刻石”。(www.xing528.com)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行，一直与人们的死亡观念紧密相连。墓葬是专为亡者而建的地下空间，其中的各种物质形态和蕴含的丧葬习俗与社会风俗、信仰等密切相关。墓葬中各种带有佛教题刻的遗物和遗迹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生前生活场景在地下空间的再现，反映出亡者生前的佛教信仰，以及死后希冀借助佛教达到灵魂升天的愿望。辽代契丹人上自帝王，下至官吏，都笃信佛教，留下了大量佛教史迹，比如，北京著名的《房山石经》和天津宝坻广济寺三大殿、辽宁义县奉国寺、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殿等一大批寺庙建筑。董庠作为一位辽代高官，他的墓中埋有这样的佛教石刻，显示墓主憧憬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明当时佛教深入人心的史实。

辽朝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在其长达二百余年的统治期间内，佛教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初，契丹人信奉原始多神萨满教，后受汉族文化影响日益加深，佛教信仰开始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辽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佛教开始被接受并逐渐传播开来。

辽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走了一条从信佛到佞佛的发展路线。辽世宗、穆宗和景宗（947—982年）三朝，辽代佛教逐步发展起来，而圣宗、兴宗和道宗（982—1101年）这三朝，则是辽代佛教的百年兴盛时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特别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对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痴迷尤为突出。据《辽史·道宗本纪》，他曾撰写《华严经赞》《华严经随品赞》。

辽代寺院大多有相当规模的地产，其主要来源是社会的捐献，特别是辽帝室、贵族的大量施舍，寺院一般都比较富裕，僧尼生活优裕。特别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道宗末年，政府财政困难，出现了寺院向国家捐献的现象。辽代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只有以后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间愿意出家为僧尼的人很多。道宗时滥度僧尼的情形臻于极致，僧侣人口数量达到了高峰。学界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辽代总人口约近千万，道宗时的僧侣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6%。与辽同时代的北宋，其僧侣人口的最高峰是真宗天禧五年，僧侣人口占总人口数也不过0.92%。当时，这已经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认为当时僧侣数量之众，已经到了国家财政所无法承受的地步。

对于辽代佛教的消极影响，史学界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当时出使辽国的苏辙，曾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写道：“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此言道出了在佛教的长期濡染浸润下，契丹人由强健变为文弱，辽王朝由雄盛转为衰微直至灭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