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统和十三年(995年)六月一日薨于平州之私第
辽统和十五年(997年)五月十九日葬于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之西原
长60厘米 宽60厘米
1981年6月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园内出土
墓志盖缺,首题“大契丹国故始平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崇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辽州诸军事行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公墓志铭并序”,卢龙节度判官朝散大夫行尚书礼部员外郎裴玄感撰文。
志主韩佚,字乐善,昌黎人,辽初重臣韩延徽之孙,曾任辽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及始平军节度使等职,辽统和十三年卒,统和十五年葬。
韩佚墓为砖室穹窿顶,墓门、甬道、墓室及顶部均绘以壁画,结构保存完整,壁画色彩鲜艳,绘制精美,为北京地区所鲜见。左侧前方置韩佚妻王氏墓志一合,右侧前方置韩佚墓志一合。韩佚墓志无盖,汉白玉制,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共774字;王氏墓志为正方青石制,志盖顶阴刻十二生肖像,共35行,大半难以辨认。韩佚墓内出土器物60余件,有瓷器、铜器、银器、陶器、漆器、木器等,其中以瓷器最多。墓内出土的几件青瓷属南方越窑系,其中一套完整的青瓷注碗,胎质精致,釉色淡雅,花纹工细,堪称青瓷艺术瑰宝,曾多次被方家著书立说引为图录。(www.xing528.com)
终辽一代,契丹贵族保留了归葬故土的习俗,其墓葬大多分布在今天的内蒙古、辽宁地区,而在北京及河北地区发现的辽代墓葬,基本为汉族墓葬。这些墓志绝大部分是世家大族及其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墓志,其体例、内容、形制、规格等方面大量保留了唐代墓志的风格。根据韩佚墓发掘报告,墓室内保存的壁画是墓主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墓志所载其生平、家族成员及官职较为详尽,韩氏为辽代北京地区著名的汉人大族之一,韩佚墓志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契丹统治者重用汉族官僚士人治理国家的重要史料。从雕刻十二生肖形象墓志的类型分布来看,也基本反映了这一现象,这应与契丹“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政策有关。韩佚墓现已无存。八宝山一带是辽韩佚等韩氏家庭墓地,属辽“南京”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对考证辽代的贵族高官韩氏家庭的谱系、职官及婚姻情况,以及他们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墓主人韩佚出身名门贵族,家庭显赫,其祖父韩延徽是辅佐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重臣,辽太宗晋封为鲁国公,死后葬幽州之鲁郭。韩佚墓志载“葬幽都县房仙乡鲁郭里之西原,从先茔”。这个地方在今天石景山区八宝山鲁谷。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先后出土辽咸雍五年(1069年)韩资道墓志、金正隆二年(1157年)韩明道墓志,可知今八宝山一带应是韩延徽家庭祖茔。
韩延徽(882—959年),字藏明,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辽国的开国功臣,是契丹最早继续倡导“胡汉分治”的汉族政治家。韩延徽初期在幽州军阀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手下任职,后奉命出使契丹时被耶律阿保机留用,成为他身边的主要谋士。后辅助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其子孙世代在辽为官,开创幽州韩氏一族。
史料记载,韩延徽在契丹住了很长时间,思念家乡,经常作诗寄托心意,后逃回后唐,到了晋阳(今山西太原)之后,晋王李存勖想留他在幕府供职,但掌书记王缄很妒忌韩延徽的才能,韩延徽害怕被王缄陷害,便向李存勖请求到幽州探望母亲。到真定后,韩延徽躲到旧交王德明家中,王德明问他有何打算。韩延徽说:“现在河北已经都是晋王的天下,我想再回契丹去。”王德明认为不妥,担心契丹会处罚于他。韩延徽笑着说:“契丹国主失去了我,好比失去了左右手一般,见到我一定很高兴,怎么还会处罚我呢?”
韩延徽回到契丹之后,阿保机非常高兴,问他去而复来的缘故。韩延徽说:“忘弃父母称为不孝,背弃君王乃是不忠,臣尽管斗胆逃走,臣的心却是在陛下这里。所以臣又回来了。”阿保机听了他的话,大喜,给他赐名为匣列。“匣列”,在契丹语中是“复来”的意思。而且当下任命韩延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内外大事均让他参与决断。
后来李存勖派人出使契丹,韩延徽借机给李存勖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北上契丹的原因,信中说:“不是我不留恋旧主,不是我不思念故乡,我之所以不留在家乡,是因为怕王缄陷害我,因此我把老母亲托付给您,请您照顾她。”韩延徽还在信中向李存勖保证:“只要我在契丹,就保证契丹不会南侵。”在李存勖时期,契丹没有大规模深入南侵,这多是韩延徽的原因。《契丹国志》:“故终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南牧,延徽之力也。”
韩延徽是继晋末十六国时期施行“胡汉分治”民族政策以来,在契丹最早继续倡导“胡汉分治”的汉族政治家。当初中原所属的北部藩镇如幽州、涿州等地,很多汉人难于忍受本国藩帅残酷统治,看到契丹地广人稀,纷纷“闯契丹”去寻活路。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汉人北上移民潮。但汉人、契丹人生活习俗、文化背景不同,于是韩延徽提出了分治制度:游牧系统一套,农耕系统一套。阿保机接受了他的意见,设置南北两院,北面官用契丹国制度,南面官仿中原制度。南面官的推行,也逐渐让汉人的文官制度进入草原地区。韩延徽还招募汉人到契丹垦荒,于是更多汉人逃往契丹。到了后期,契丹事实上已经成为胡汉杂居地带,而农耕所收赋税,也增强了契丹的经济实力。《契丹国志》:“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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